言論自由vs社會正義　美國「取消文化」在幫助特朗普？

在因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引爆的種族示威活動中，美國自由派對爭取政治理想與守護言論自由之間的衝突一直存在分歧：人們是否應該因為不遵從社會正義而受到懲罰，即使這只是在言論上？當言論自由與爭取社會變革的鬥爭發生衝突時，人們該怎麼辦？
距離大選還有不到一百天的時間，特朗普利用最近自由派的分裂，加倍打擊政敵，將「激進左」（radical left）作為其競選策略的主要內容。

言論自由太多還是社會正義太多？

雖然言論自由和政治正確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但弗洛伊德抗議活動的突然和力量使其在美國社會更加激烈。這兩個月來，一系列在媒體上的高調糾紛就證明了爭議的加深。

6月3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題為《派遣軍隊》（Send in the Troops）的評論文章。這一聲明激怒了《紐時》的一部分員工，他們聲稱這危及到了抗議者，尤其是黑人抗議者，並向該《紐時》公司施壓，要求收回文章。《紐時》不僅聽從了他們的意見，還宣佈評論版主編貝內特（James Bennet）辭職。

一個月後，另一個編輯部的決定遭到了爭議。7月7日，包括《哈利波特》作家J.K.羅琳（J. K. Rowling），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內的150名知名知識分子在《哈珀》（Harper’s）雜誌上發表了一封題為《關於正義和公開辯論的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的聯署信。信中贊同當前的社會運動，但感嘆它也「削弱我們公開辯論的準則和對差異的容忍，而且加強意識形態的順從」。作者擔心，如今在美國，「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自由社會的命脈，每天都在變得更加受限」。

在此三天後，新聞和評論網站The Objective發表了一封題為《關於正義和公開辯論的更具體的信》（A More Specific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的聯名回信，對第一封信進行反駁，揶揄作者大多是「白人、富人和擁有龐大平台的人」，並稱他們的論點不是問題的重點：據回信的作者，真正的問題不是這些有權有勢的知識分子可能偶爾面臨的言論自由限制，而是「幾代人的邊緣化聲音如何在新聞界、學術界和出版界被壓制」的系統性問題。

此後僅僅過了四天，7月14日，曾在貝內特手下工作的《紐時》輿論版編輯魏斯（Bari Weiss）辭職，她稱寫非政治正確的觀點該公司越來越困難，自己在公司受到了很多員工的欺負。魏斯在辭職信中指責《紐時》沒有記住2016年主流媒體預測特朗普當選失敗的教訓，而是根據社交媒體Twitter上流行的觀點迎合「少數開明人士」。魏斯寫道，「Twitter並不在《紐約時報》的報頭上。但Twitter已經成為它最終的編輯」。

雖然許多美國自由主義者站在魏斯和貝內特一邊，認為在自由的媒體上各種政治色彩的觀點文章都應能發表，但也有人慶祝貝內特和魏斯離開《紐時》。這是美國一些人所謂的「取消文化」的表現。

美國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在美國當前的社會運動中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爭議，但什麼是「取消文化」呢？

簡單來說，它是一種文化杯葛：它描述了因冒犯性言論而懲罰公眾人物的行為，這種懲罰是通過「取消」公眾人物來懲罰他們，即無視他們的作品，不讀他們的書，不看他們的電影等，從而剝奪他們的生計。「取消文化」與類似的概念「call-out culture」有關。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J.K.羅琳因發表被視為仇視變性人的言論而引起的憤怒；因此事，她的許多粉絲決定不再購買她的書，也不聽她的講座，總而言之，就是「取消」她。

這個詞似乎來自2014年的一檔電視真人騷節目，後來在社交媒體上流行起來，特別是在美國黑人社區中，譬如在「Black Twitter」上——這是一個由美國黑人用戶組成、定義鬆散卻龐大的群體，經常在Twitter上掀起熱門話題。

雖然有些人認為「取消文化」是民權運動的遺產，也是邊緣化社區的一種表達方式，但今天人們常常用它來嘲諷地表示過度的道德主義和不容忍的政治正確。

許多美國人在讀到魏斯的辭職信中說，在《紐約時報》「只要是針對適當的目標，網上的毒舌是可以原諒的」，或者《哈珀》信的作者擔憂「異見的不容忍，公開羞辱和排斥的時尚，以及把複雜的政策問題消解在盲目的道德確定性中的傾向」時，可能都會想到「取消文化」這個詞。

在過去的幾年裏，許多公眾人物都表達了對取消文化的擔憂，甚至包括奧巴馬前總統。如今，鑑於弗洛伊德抗議活動和特朗普對這一問題的煽動性處理，「取消文化」再次是政治討論的中心。

然而，當美國的自由主義者為「取消文化 」是否太過分而激烈爭論時，他們卻在無意中為「某人」提供了競選策略，那就是通常將他們團結在一起共同仇恨的唯一人物——特朗普。

特朗普跳進左翼的辯論

在7月3日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的國慶演講中，特朗普在攻擊「極左」時，使用了與《哈珀》信的作者或魏斯類似的語言。

取消文化會把人們從工作崗位上趕走，羞辱持不同意見的人，並要求任何不同意的人完全屈服。

「在我們的學校，在我們的新聞室，甚至在我們的公司董事會，有一種新的極左法西斯主義，要求絕對效忠。如果你不講它的語言，不執行它的儀式，不背誦它的咒語，不遵守它的戒律，那麼你就會被審查、被放逐、被列入黑名單、被迫害和被懲罰。」

特朗普如何定義這個「新極左」？他就用上「取消文化」這個詞，他更解釋指這個文化會「把人們從工作崗位上趕走，羞辱持不同意見的人，並要求任何不同意的人完全屈服。」

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利用自由派之間的爭論來獲得政治分數。在參議員科頓評論文章引起爭議之後，特朗普興高采烈地在Twitter上發推文，支持科頓，並稱《紐時》為假新聞。而在拉什莫爾山演講後，他繼續利用社會正義和言論自由的衝突作為對主流媒體的攻擊。一條關於《紐時》的Twitter文寫道：「人們都在逃亡，完全是一團糟！」

當你像魏斯一樣，還記得美國媒體機構在2016年預測特朗普獲勝的失敗時，特朗普利用自由派媒體的辯論做競選策略的諷刺意味就很明顯了。

距離2020年大選還有3個月的今天，那些在2016年寫了數千篇評論文章分析支持特朗普的農村選民被剝奪權利和忽略的媒體，只對Twitter用戶的道德憤怒感興趣。他們這樣做，是給特朗普選民另一個對傳統精英感到不滿的理由。而在美國疫情危機中，這種理由，特朗普迫切需要。

隨着弗洛伊德抗議活動在美國各地持續進行，尤其是在吸引了全國關注的波特蘭，言論自由與社會正義訴求之間的爭論可能只會愈演愈烈。而隨着選舉日的臨近，可以預期這場自由派的辯論將助長特朗普自己的言論，甚至可能會使媒體與半個國家的選民失去聯繫，重演與2016年相同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