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王勇：中間路線缺失　誰在為美國「付費」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之下，中美關係遭受更嚴峻的挑戰。
7月22日，美方宣布關閉中國駐侯斯頓領事館，驅逐大使，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兩國斷交的第一步，這也將成為兩國衝突中的標誌性事件。
一切問題背後反映了美國政治怎樣的現實？圍繞這個話題《香港01》專訪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及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
此為上篇。

01：從數據看，美國的疫情高峰應該還未到來。為什麼美國在面對疫情時，給外界一種近乎「幻滅」的感觀，問題出在哪裏？

王勇：過去三十年，美國的經濟、社會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和資本的流動性大大提高，這可能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傾向，尤其是最近幾年，很多問題動不動就上綱上線，意識形態化非常嚴重，進而又推動兩黨的激烈鬥爭。國內政治經濟矛盾不斷浮現，對外關係也越來越極端意識形態化。

第三點可以更具體一些，與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的關係不可謂不大。美國的體制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目前看來，他已然是一位「帝王般」的總統。可以看出，所謂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實際上對總統權力的制約很有限。即便眾議院由民主黨掌握，他們依然對特朗普的很多政策無計可施。

可以這樣概括，總統特朗普的權力缺乏有效監督，這是美國體制中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因為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點，他的身邊也聚集了與他思維十分相似的極端保守派人士，甚至一些長於奉承的官員。這意味着，關鍵時刻，沒有人會真正對特朗普提出質疑，阻止他的荒唐決策。目前為止，我也沒有看到美國文官體制發揮作用，也沒有人站出來抵制特朗普的荒謬行為。

最後，應當指出一個深層原因，經濟全球化之下，美國的政治、社會分裂持續擴大。上層精英掌握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和極大的權力，但承擔極少的社會責任，既得利益集團是自私的。以上所有因素疊加，或許可以初步解釋疫情在美國失控的原因，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這裏我只提出最主要的幾點。特朗普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還要看到美國製度表現出的問題。

01：每當社會出現矛盾，美國輿論往往會指責某位政客。譬如在這次疫情中，更多的批評指向特朗普，為何美國社會缺乏對體制的反思？

王勇：前面提到，美國的權力監督機制沒有能夠發揮作用，而這一種失效，在過去也有體現。此前民主黨彈劾特朗普失敗，也意味着，這個機制在遇到真正問題時無法起到制約作用。如果彈劾成功，特朗普的權力才是真正受到制約。而且，在美國這種政治極化的特殊情況下，黨爭高於國家利益。

長期以來，美國的體制鼓勵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甚至公共權力的私有化。但這實際上是對國家的削弱。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民眾逐漸不信任國家、不信任政府。應對疫情卻需要國家發揮作用，需要人們信任國家，這是一個大問題，民眾對政府的配合度不夠。

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媒體大多反對國家補貼，認為會傷害言論自由，只有私有化的媒體才能夠保證言論自由。這種認知在我們看來其實很荒唐，並不能成立。美國的教育也是以私營教育為主，長期以來灌輸懷疑國家的觀念，所以，美國社會的癥結從某種程度上看，是極端私有化的結果。

01：一直以來，各界普遍認為，儘管美國政黨鬥爭激烈，其體制還是存在一種糾偏機制，也即Checks and Balances。那麼現在的情況來看，這個機制失效了嗎？

王勇：長期以來人們相信美國的體制是有彈性的，也就是糾偏機制。主要包括，美國的言論自由、媒體監督、社會精英和獨立學術機構等等。最為重要的一個糾偏機制是選舉制，兩當輪替，讓民眾可以用手中的選票實現政府更迭。

我覺得這種糾偏機制是存在的，更換執政者確實能夠起到糾偏的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最終實現糾偏需要經過選舉，選舉也意味着，誰背後的資本夠雄厚，誰勝選的概率就大。最終又指向一個問題，資本對政治的影響過大，私人資本和特殊利益集團都會在選舉的過程中施加影響，美國的選舉現在變得越來越貴。

前面我也有提到，選舉私有化背後其實就是政治、公共權力的私有化，美國的權力最終還是被資本控制。

01：你提到糾偏機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言論自由和媒體監督。但在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發的系列抗議中，我們看到美國巨大的社會撕裂，近乎被極端政治正確裹挾。在種族問題上，人們為標榜政治正確做出很多看似矯枉過正的行動。這種輿論氛圍是否已經畸形？這會給美國帶來什麼？

王勇：這就是當前美國的複雜局勢之一，也是一個很難解釋的現象。在美國媒體推動下，社會上形成了一種所謂的政治正確，形成了一些政治標準和禁忌。這些禁忌作為意識形態的地位越來越牢固，以至於我們可以從民眾表達的思想、習慣中看到它的痕迹。

大學和媒體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美國的所有事情，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這就是一個表徵。但實際上，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大資本手中，特別是精英資本手裏。這群人只佔美國社會的1%，10%的家庭掌握了70%的財富。這就是美國當前極化思想的根源之一，未來美國在思想上會越來越左傾、自由化，但現實會越來保守。財富越來越集中，這種矛盾很難化解。

01：美國即將迎來大選，如你所說，這是美國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糾偏機制，這次大選可能會給美國社會帶來哪些改變？民主黨有可能會成為那個彌合分歧的力量嗎？

王勇：這次大選是在美國疫情越來越嚴重，社會越來越分裂，國家前途越來越不明確的情況下發生的，一個大選本身改變不了什麼，甚至有可能會加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裂，它是兩種價值觀、兩種傳統、兩種意識形態的尖鋭對立。

其實美國當前需要一種改革精神，能夠使不同價值觀和思想以及利益集團，尋找到妥協的政治力量，這是一種第三方力量，走中間道路。但這距離美國的現實很遠，特朗普代表了極右翼勢力，拜登（Joe Biden）則代表了左傾思想。拜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往中間靠攏，不走極端。既代表全球化精英如華爾街和硅谷的利益，也代表中下層如鐵鏽州和工人階級的利益。

我覺得美國現在的希望在民主黨的改革身上，希望他們能夠真正拿出深刻反思美國社會的方案 ，在政治、經濟、以及對外關係方面，彌合不同思想、利益、意識形態分歧。但目前看來，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嚴重，很多共和黨的極右派將民主黨拜登的主張視為最大威脅。這些人是特朗普的死忠粉，他們是「白人至上者」、「極端民族主義者」、或者一些超級富豪。這個群體的立場不改變，美國的政治極化問題不會改變。所以美國要走出黨爭的困境非常難。

目前民主黨一方，已經有一些前政要組成公開聯盟支持拜登，從中可以看出拜登代表的勢力。這意味着拜登可能會成為彌合不同政見的重要力量，但至於他能否打破極端意識形態化的環境，現在還很難說。

01：其實也會有人持不同觀點，認為就算拜登贏得選舉，不是因為他可以調和矛盾，挽救美國社會，而是因為特朗普犯了錯，民主對特朗普的失望投射到了拜登身上。也就是說，社會的撕裂可能會更嚴重。

王勇：對，所以民眾最後選擇拜登可能不是因為拜登多麼優秀，而恰恰因為很多人不喜歡特朗普的極端政策，確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