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着重操作中國話題　特朗普在向誰取經？

如果說2016年炒作中國話題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大選中的重要策略之一，那麼當2020年大選進入倒計時，中國話題就已佔據了競選的舞台中央。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和經濟衰退接踵而來，「另類」美國總統遇上了「另類」的美國大選，而特朗普似乎已經打定主意，把責難中國作為問題的解決方式。

6月20日，特朗普在南方城市塔爾薩（Tulsa）重啟大型競選集會，其中12次提到中國，在新冠肺炎防控、貿易、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和北京的關係上繼續炒作。6月23日，特朗普將集會辦到亞利桑那州，繼續沿襲上次的做法，稱新冠肺炎為「功夫流感」（Kung-flu），引發種族主義的巨大爭議。

中國話題從未像今天一樣深刻地影響着美國的選舉，也從未有候選人像特朗普一般，將對華政策和競選策略如此深刻地結合。中美關係從偶爾的炒作對象演變成競選的最大焦點，這個過程見證了中美兩國乃至國際社會的轉變。

中國話題與美國選戰

中國話題在美國選舉中已不再新鮮。早在1850年代，中國勞工問題就被美國加州的州長選舉討論，當時的州長比格勒（John Bigler）承諾要對中國人實施懲罰性的税法以及排外法，最終獲得了連任。這種歧視性政策也是反華情緒在選舉中政治化的開始。

中共建政之後，中國話題在1952年就走入了美國大選辯論。頗為有趣的是，當時批評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應該為「丟掉中國」負責的，正是後來首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為中美建交奠定基礎的尼克遜（Richard Nixon）。1960年的大選，作為候選人的尼克松還和對手甘迺迪（John F. Kennedy）就「如何協防颱灣」的問題進行辯論，前者拒不同意甘迺迪要求台灣放棄金門和馬祖的想法，稱這兩個小島是「自由的土地」。在選舉中對華立場強硬的尼克松，入主白宮後竟然「華麗轉身」，這給後來者示範瞭如何在大選中利用中國話題。

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得以緩和，選戰中的中國元素並不突出。中美建交後，共和黨候選人列根（Ronald Reagan）曾在1980年的大選中承諾恢復和台灣的官方關係，然而上任後不僅未能兑現，還和中國簽署了《八一七公報》，明定對台軍售要逐年減少。1988年，共和黨候選人老布殊（George H. W. Bush）公開表示中國正朝好的方向發展，中國人的民主訴求正越來越強，同時主張對中國和蘇聯實施經濟上的激勵政策。

然而，1989年的「六四」風波之後，美國大選針對中國話題的態度愈加強硬。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2年將對北京的抨擊推向過去40年的高潮，指責當時的老布殊總統是「討好北京的暴君」，並以中國享有的最惠國待遇為威脅，敦促中國重視人權問題。1996年，面臨連任選舉的克林頓在電視辯論中強調為美國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談到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選舉年還發生了台海危機中美之間的危險對峙，這和此前克林頓為顯示強硬允許時任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訪美有關。2000年，小布殊（George W. Bush）在競選中稱中國是「戰略競爭者」，而非克林頓政府所說的「戰略伙伴」，並表示要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貿易政策、加強和台灣的關係。

顯然，冷戰結束後，美國大選對中國的討論也不再限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擴展到人權、貿易、知識產權，乃至如何定位中美關係的話題。白宮的挑戰者批評當政者對華「軟弱」，同時標榜自身強硬，成為了某種常規操作。然而，2004年開始，因「911」事件的陰影，反恐問題成為美國大選之中最受關注的外交事項，如何處置伊朗和朝鮮成為辯論的熱點，雖然出現了「中國政治獻金」的新爭議，但是中國話題熱度明顯降温。小布什在連任選舉中，反而多次提及中國可以幫助解決朝鮮核問題。

中國話題在美國大選中的真正迴歸，是從2008年的美國大選開始。當時，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操縱人民幣、破壞貿易規則、造成美國就業流失的擔憂，引發針對中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中美科技競爭等問題的爭論，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和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John McCain）則各有主張，表態強硬。

這種討論在2012年的大選中到達新的高潮，當年的第二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中國的崛起和明日的世界」歷史性地成為五大主題之一，奧巴馬與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在辯論中22次提及中國。到2016年，特朗普和前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第一場電視辯論就反覆提及中國12次，中國是被提及次數最多的國家。

美國對華心態的幾次轉變

不難發現，從尼克松開始，諸多美國總統候選人都曾在選戰中對華髮表強硬言論，但是上任之後則難以兑現，甚至是實際政策和承諾相反。這說明中國話題一直被候選人們作為輿論炒作的材料。不過，從冷戰時代到現在，美國選戰炒作中國問題的背後心態已發生了巨大轉變。

可以說，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大選對中國話題的炒作，幾乎是「為炒作而炒作」，屆時，美國的反華只是「反共」主義的一部分。雖然中美之間經歷了朝鮮戰爭和麥卡錫主義時期的對抗，美國對中國長期政治封鎖和經濟孤立，但是並沒將中國視為真正的威脅。正因如此，美國才在冷戰中為牽制蘇聯調整了對華政策，還在建交後寄希望於「和平演變」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1990年代開始，中國話題在大選之中迅速升温，這一方面是由於「顏色革命」未能顛覆中國，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引起了美國的警惕。此時，對「中國威脅」的炒作仍然帶有政治目的，但是遏制中國不再只是意識形態陣營的要求，而是美國維持亞太地區霸權的需要。

然而，當時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中美之間的實力還相當懸殊，中國市場又是美國資本嚮往之地，美國在遏制中國的同時，在經濟層面和中國的關係則更為緊密。

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大選對中國話題則不止是「炒作」，而是對自身地位真實焦慮的體現。美國深陷多年的中東戰爭、又遭金融危機的同時，中國則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美國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債權國。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美國「不可戰勝」的形象則屢屢受挫，這成為國際格局此消彼長的最大體現。

當前，世界正在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已經經濟衰退的雙重危機，特朗普把煽動中美大國競爭作為連任選舉的主要策略，則是放大和利用這種焦慮，從而逃避對國內深層次問題的審視。

無論如何，美國大選討論中國話題的密度和熱度遠超以往，背後是美國對華認識出現了本質的轉變，「中國話題」的舊瓶，如今裝進了美國新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