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過多」：瑞典佛系抗疫失敗告終？

曾批評意大利等國的全國封鎖隔離政策的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家蒂格內爾（Anders Tegnell），周三（6月3日）首次公開承認瑞典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過多，指出「如果我們在今天所知的背景下再遇上同一種疫病，我認為我們會作出比瑞典嚴格一些、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寬鬆一些的應對」。一直仰賴民眾自律抗疫的「瑞典模式」真的失敗了嗎？

與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相比，瑞典的疫情絕對數字其實並非十分「凸出」。至6月3日為止，其確診人數約4萬，死亡人為約4,500，其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百分比也普遍維持在1%至2%的較低水平。而其病毒檢測數量達至每百萬人約2.7萬次，比法國等歐洲疫情中心還要高一些。

疫情數據大輸鄰國

然而，如果與挪威、丹麥等北歐鄰國相比，瑞典的數字可算是極為嚇人。首先，挪威與丹麥的總確診數字低於瑞典近四倍，而其每日新增確診數字已長期處於遠低於1%的零星傳播水平。更嚴重的是，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計算，瑞典每百萬人的確診人數是挪威、丹麥兩國的兩倍以上；其每百萬人有450人死亡的數字，更分別較丹麥高出4.5倍，較挪威高出10倍；而挪威、丹麥如今只得數百位新冠死者。

為一直普遍支持「佛系抗疫」的瑞典民眾帶來最大心理衝擊的是，當挪威與丹麥國內疫情逐漸受控，這些近鄰竟然「嫌棄」瑞典，各自向對方開放邊境，而繼續向瑞典封關。

出於近乎「一切如常」的抗疫政策，瑞典保持向全歐盟及挪威開放邊境，導致如今挪威、丹麥兩國人民可以自由進入瑞典，反之則不得。這一方面導致瑞典反思自身是否防疫失敗，另一方邊也惹起這些在外人的印象中與世無爭的國家之間的衝突——有瑞典人就呼籲要對挪威、丹麥封關報復。

更嚴重的是，雖然瑞典沒有全國封鎖隔離政策，但人們自律地減少出行、外出消費等行為，加上鄰國經濟受挫，也使瑞典難以避過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瑞典政府估算，其經濟本年將收縮7個百分點。相較之下，丹麥經濟本年預計只收縮5.3個百分點。從此等簡單比較看來，瑞典較為嚴重的疫情與較高的死亡人數，並沒有帶來更佳的經濟表現。

雖然如此，要說瑞典佛系停疫完全失敗，卻是過於簡化討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從「瑞典模式」當中得到什麼教訓。

養老院失守

首先，瑞典的新冠死亡人數有一半其實是來自養老院。雖然瑞典自3月底開始已禁止養老院探訪，可是養老院的工作人員依舊要與外界接觸，當社會普遍的病毒傳播度仍高之時，病毒就有更高傳入養老院的機會。

同時，政府為避免感染，並不鼓勵養老院將患病住院者送到醫院，又不容許院舍的護理人員未經醫生批准為住院者提供氧氣救援。如此種種失誤，導致新冠病毒在養老院中橫行。

不過，除卻養老院的死亡人數，其實瑞典的疫情並沒有離鄰國丹麥那麼遠。因此，其單靠人民自律的抗疫政策已有一定成效。

從基礎上說，瑞典佛系抗疫的最重大問題，是一個策略選擇的問題。

「群體免疫」的賭注

在3月初疫情開始在歐洲大流行之際，人們對病毒傳播能力等基本資訊也沒有確切的掌握。在沒有有效且安全的治療方法和疫苗之下，各國的目標也完全一致：將病毒傳播曲線壓平，使得醫療系統不會不勝負荷。這，當然也是瑞典的官方目標。

然而，在未知病毒細節的情況下，絕大部份國家都選擇採取了最愚蠢卻最安全的方法，以幾乎無差別對待的方式，將全國所有非必要經濟、民生活動中止，變相是一種「無論有病與否」、「無論受感染機率高低」、「無論受病毒影響的程度高低」的全民隔離政策。在蒂格內爾眼中，這種措施既不能持久，也過於一刀切，當然是極不合理的。

於是，蒂格內爾就作出了大膽假設，認為只要能保持醫療系統不超出負荷，配合政府少量的禁制性政策（這樣的話，即使沒有全國封鎖隔離，瑞典疫情原理上也不會跟他國有太大差距），瑞典就能在數個月內達成「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讓社會在6月左右達至40%至60%民眾有抗體的狀況，使病毒難以傳播。這樣的話，瑞典承受了疫情初期較嚴重卻在控制之內的衝擊，最後卻能在疫苗遙遙無期的情況下先行達至全民免疫。

當然，「群體免疫」這個名詞3月以來聲名狼藉，蒂格內爾也不敢說這是其佛系抗疫的政策目標。然而，蒂格內爾連月來也不斷對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的民眾受感染比率作出估算，又聲言其他國家可能比瑞典更容易受到第二波疫情衝擊——此等言論其實顯示出蒂格內爾心中正想達成「群體免疫」。

「超級傳播者」現象或阻礙「群體免疫」

不幸地，蒂格內爾這一注似乎是押錯了。截至4月底，從抗體測試得出的結果顯示，斯德哥爾摩只有7.3%民眾曾感染過新冠病毒，離40%民眾擁有抗體的群體免疫「低門檻」甚為遙遠。蒂格內爾對此表示震驚，卻估算5月時的斯德哥爾摩已有近20%人曾受感染。

然而，根據一項6月2日公布的研究，在因其他疾病看門診的人士中進行測試所得到的數據顯示，瑞典全國目前在20歲至65歲的年齡層中，只有7%有新冠病毒抗體。雖然有關比例在斯德哥爾摩稍高，不過依然離群體免疫甚為遙遠。

同時，近來不同國家的研究也初步顯示，新冠病毒有可能主要依靠「超級傳播者」傳播。一項來自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LSHTM）的研究顯示，10%的新冠患者是八成新冠傳染的源頭；柏林夏里特醫院（Charité）則指此數為20%，同一結果也可見於香港大學團隊在5月21日發布的研究；另一項來自以色列的研究，則將此數訂於1至10%之間。

如果此種傳播方式屬實，當一個地區能避免人群聚集、不讓超級傳播者「有機可乘」的話，新冠病毒的傳染率可能遠比外界估計為低。

瑞典的官方抗疫政策似乎正好防止了超級傳播者的傳播：早在3月27日，瑞典已禁止任何超過50人以上的聚集。

這種措施一方面使瑞典能夠在餐廳、商店、學校都幾乎正常運作的情況下讓疫情不至於大爆發，另一方面卻使蒂格內爾的「群體免疫」遙遙無期。

各國陸續步入佛系抗疫階段？

不過，雖然蒂格內爾如今似有「認錯」，他仍然堅稱瑞典的基本抗疫策略並沒有錯，甚至運作得甚佳。此話其實也有其道理。

瑞典的佛系抗疫，其實也並非政府完全不作為，而是政府放棄了全國封鎖的一刀切政策，從「持久可行性」與「針對性」的角度去考慮具體措施。例如，根據3月時已大概可知的數據，瑞典一直容許16歲或以下的學生繼續回校上課，如今已獲包括丹麥等陸續解封的國家借鏡。如果從結果上說，瑞典可說了有先見之明，沒有讓學生白白錯過可影響終生收入的學習時間。

另一方面，從各國在疫情未有完全被消滅就逐步解封的趨勢可見，大家其實也理解到全國封鎖不能持久，最終無可避免要採取由人民自律為主軸，配合政府少量限制的「瑞典模式」。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瑞典模式可以說是佛系防疫的話，全球其實已逐步進入佛系防疫的狀態。瑞典相較於其他北歐國家的失敗，並不是佛系防疫本身的失敗，而是瑞典跳過了以強硬政策先將疫情大幅壓止的步驟，從一開始就採取佛系政策，使得瑞典不必要地付出了疫情較重的代價，卻得不到任何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