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 新冠疫情的政治思想震盪
以《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初接受法國《觀點報》（Le Point）訪問時直認「新自由主義已然死去」，而這場疫情所顯示出的是人們需要「一個強大國家政府」。
雖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直主張「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扣連，不過福山早在2007年就曾在《衛報》撰文指出他口中的「歷史終結」是終結於有着自由市場的民主體制，而在美國標準而言過於管控自由市場的歐盟才更切合他「後歷史時代世界」的想法。
當時，在福山的眼中，「如果一個社會想切合現代，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體制之外並無其他選項」，而類似歐盟般「超越主權和傳統權力政治」、「建立跨國法治」的全球化嘗試，更是歷史結終的標誌。
自由民主體制不再是「終點」？
13年後的今日，專權體制下的中國抗疫成就難以否認，而不少自由民主國家卻未見同樣成就，福山也不得不為其過去的想法作出辯護和解釋。
福山認為，中國的抗疫成就，並不代表自由民主體制的失敗；一國抗疫成功與否的要素在於國家有沒有「強而有力的政府」與「有效的醫療政策」，而這跟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並無關係。他就舉出德國、韓國等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抗疫有成例子為證。
不過，當福山能夠這樣解釋中國體制的抗疫成就，其實也就是顯示出他不能普遍化其「自由民主體制為歷史終結」的論述——至少在抗疫所顯示出來的管治成果方面來看，自由民主體制在這個維度之下已不再是「現代社會」的「唯一選項」。
雖然福山依然認為此刻西方民粹主義崛起，重新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幟，只是「弱化了的既有理念」的重現而已，因此更加證明「我們」活在自由民主制度這個「歷史終結」之中。可是，這裏的「我們」似乎已難以將中國包括於其中。
「大政府」的回歸
同時，福山將抗疫之成歸功於「強大國家政府」的角色，也顯示出新自由主義這一套「以國家政府為主要敵人」的意識形態「已經死亡」，正如新冠疫情之前美國社會逐漸接納「官辦全民醫療保險」等「大政府」政策主張的既有趨向一般。
可以說，新冠疫情讓人民重新發現了「政府的關鍵角色」，正式為新自由主義既有的衰敗劃上句號。這在美國共和黨政府疫情之中向人民發放福利、救助企業，並要求航空企業以認股證方式取得政府就業補貼之中就明顯可見。
福山本人更預言，未來的世界將回到1950至1960年代的自由主義：各國除了有自由市場與私有產權之外，還有着有效的政府機制，去舒減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
「去全球化」隨之而來
在新自由主義衰敗之下，全球化當然也不能幸免。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3月時就曾明言：「這場傳染病大流行顯示出，一些商品和服務必須置於市場規則之外。將我們的食物、自保與維持既有生活方式的能力交託他人，是愚蠢的行為。」
在自由市場的法則之下，一時之間的成本考量就是一切，因此不少醫療用品的生產都集中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例如法國於2009年曾有過16億個口罩的戰略儲備，後來卻因成本考量而由之逐步將之降至2019年底的1.4億個——新冠疫情來襲卻顯示出自由市場下的全球化趨勢必須有所限制。
如果同一套「自給自足」的邏輯在醫療產品上適用，我們似乎難以阻止它逐步蔓延其他關鍵產業。曾經否定德法兩國組成跨國高鐵巨企的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就表明將推動立法阻止外國支持的企業收購歐洲公司。德國的抗疫救市撥款也預留了1,000億歐元用作阻止外國趁德國企業股價下挫而作出敵意收購。
福山認為，在疫情之前，「去全球化」的風氣已在——例如特朗普的保護主義關稅政策——疫情只讓這種反思來得更急而已。不過，他認為去全球化不會讓國際貿易回到數十年前的景況，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歷史本身就沒有終結
這一句「程度的問題」正正顯示出政治、經濟思想的本質。無論是自由民主體制，還是專權體制，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主張「大政府」的國家主義，無論是全球化，還是反全球化，其實這些概念都活在柏拉圖的天堂之中，不能在現實世界找到。我們能夠在現實世界找到的，是某一個特定的國家，當中的某些制度比較有自由民主的成分，另一些卻比較有專權的成分——這就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因此，說人類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體制，本身就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命題，犯上了類別錯誤。
當然，熟悉黑格爾的福山喜歡將歷史的發展配上一道理性的軌跡。如果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理性的，如果理性的作為是有目的的，那麼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有目的的。對於福山而言，這個目的也許就是在塵世不能得見的、完美的自由民主體制，作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永恆存在的「最終目標」。
不過，正如福山2007年在《衛報》文章所述，他對於為何自由民主體制是歷史終結的解釋，是在於「沒有其他選項能夠得到更好的結果」。這一種說法，似乎已被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不同結果所擊倒。因此，福山也就難以再有力地聲稱自由民主體制是歷史的終結。
其實，即使只談各個所謂的「自由民主」社會，它們其實一直在追尋着兩個不可或缺卻互相衝突的目標，一是「自由」，二是「平等」。過多的自由帶來了不平等，過多的平等又帶來了不自由。這永遠一種沒有終點的擺盪與發展。在1992年《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發表後近30年的今天，福山竟親眼目睹了這個愈發明顯的鐘擺活動，也許就不得不重新修正其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