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再問中國數據：為何各國死亡率差異最大可至百倍？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仍然嚴峻，在歐美疫情成為主要爆發地之後，外界對中國防控的真實成果，以及對外披露的病毒信息都表達了很大的質疑。

美國政府從疫情之初就傾向於怪罪中國將病毒傳播至全球，從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稱中國數據「我希望是真的，誰知道呢？」，到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質疑中國政府的透明度，再到ABC等媒體報道「美國軍方情報部門2019年11月遞交武漢疫情報告」中質疑中國數據（五角大樓情報部門隨後否認該報告的存在），都引起了外界的懷疑。

近期，伊朗數位官員也對中國疫情數據表示不信任，衛生部發言人甚至稱中國數據是「慘痛的笑話」，稱中國在疫情初期通告的疫情數據，令世界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樣，死亡率很低。

當下，中國統計的本國新冠肺炎疫情病死率在4.07%，已經是普通流感的幾十倍。儘管如此，歐洲多個發達國家病死率皆超過10%，歐盟國家整體病死率高達8.53%，是中國的兩倍，美國的病死率也已經攀升至3.54%，且還可能上升。

外界對此多有不解，發達國家的醫療水平和衛生條件比中國高出不少，中國的病死率真的可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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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歐美發達國家的比較，輿論的質疑還有兩個現象依據：第一，中國武漢疫情爆發之初，由於檢測不足、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有大量疑似新冠肺炎患者還未檢測就死亡；第二，自3月底開始，武漢殯儀館開放領取骨灰盒，有媒體報道親屬隊列長達百米，加上「殯儀館火化量、骨灰盒銷量皆遠超平日」的報道，給人以「武漢死亡人數遠超官方數據」的印象。這些疑慮也令不少人判定疫情期間中國政府存在大量瞞報。

按照武漢市統計局及湖北省統計局往年數據，湖北省歷年死亡人數為35萬-40萬，武漢市約為5萬，也即平均武漢每月死亡人數在4,000人上下，冬季較高。疫情前，武漢數所殯儀館所承載的是武漢及武漢周邊地區的死者火化工作，在此基礎上，疫情期間死亡人數的激增，自然會令各殯儀館超負荷運轉。

因此，在過去數月間，武漢及湖北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斷然會高於官方所統計到的2,575人及3,216人，但這種存在於各國的正常情況，不應該用「瞞報」形容。這些質疑都是根據現象所得出的合理推測，但也僅是推測，終歸無法得到印證。

相較之下，當我們思索「中國作為首個疫情震中，何以死亡率低於西方發達國家」時，也應該意識到，死亡率並不僅僅受到醫療條件的影響，各國統計口徑本身也存在差異。

病死率為何會相差百倍？

現時，中國新冠肺炎病死率在全球是中等範疇。目前全球病死率最高的是法國，高達14%，在出現死亡病例的國家中病死率最低的是新西蘭與科威特，低至0.1%。為何法國和新西蘭的病死率能相差百餘倍？顯然沒有人懷疑這是故意瞞報的結果。

所謂病死率，是新冠肺炎在一個疫區的累計死亡病例，佔該疫區累計確診病例的比例。然而這兩個數字都受到各國檢測規模和統計口徑的影響。

檢測能力和範圍對這兩個數據的影響極大。並非每個國家的確診數據都能體現社會整體的感染率。

舉例而言，韓國、德國較早地開始了大規模的核酸檢測，病死率保持在低位；而美國在疫情開始初期檢測能力受到阻礙，直到現在每百萬人檢測量也不及韓國。這是使得美國病死率一度頗高的原因，在檢測範圍大幅度提升之後，美國病死率方才出現下滑。

中國的情況則有些不同。人口眾多的現實，致使中國即便在2月便已做到「想檢測的人皆可接受檢測」，也難做到部分國家的檢測率。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中國採取了極為嚴厲的防控與追蹤措施

另外，由於英國、西班牙以及美國一些地區的防控策略，存在大量輕症患者、無症狀患者居家隔離乃至自愈的情況。即便是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以身作則」，居家隔離10日後才前往醫院，若非他的首相身份，則需待到入院後才能被確診。這些國家的這類檢測規定限制，使得大量病例不能得到檢測，對確診人數有一定的影響。這方面，中國存在類似的情況，也即在4月之前一直未公布「無症狀感染者」的數據，並未將其計入確診人數之中。

而對於死亡病例本身，各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美國和意大利都將死後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的病例全部算入死亡病例，這一規定已經相當嚴格。

然而，美國《紐約時報》4月5日報道稱，美國有公共衛生專家及醫務工作者表示，由於沒有統一的匯報系統，加之新冠檢測能力持續不足，以及一些偏遠地區的驗屍官缺乏工具，致使官方統計數據未能準確記錄全美死於新冠肺炎的真實人數。意大利重災區貝加莫的市長在此前也表示，有些人死因不明且未被登記為新冠肺炎患者，因為沒有人在這些人去世之前或之後對他們進行新冠肺炎檢測。

另外，據德媒報道，漢堡向疾控機構宣布的病死人數，與其對外宣布的病死人數並不相同，區別在於是否統計死於心力衰竭、糖尿病、高血壓等基礎性疾病的新冠肺炎患者。這部分人群在各國都存在，未來美國、意大利是否會因此調整數據也不得而知。

最後，各國人口結構的不同對死亡率也有很大影響。意大利65歲以上人口約佔全國23%，法國為20%，美國則是16%，中國約11%，而老年人、具有基礎疾病的患者死亡率普遍比其他人群要高。隨着對新冠病毒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口結構的其他方面乃至各國的自然環境問題都可能成為死亡率變化的因素。

質疑中國數據的心理

一個疫區的病死人數和病死率乃由眾多因素影響，且隨着疫情的發展會不斷變化。正因為這些因素，無論是中國的數據還是其他各國的數據，都存在着和現實之間的偏差。實際上，現在簡單地比較各國的死亡率，本身就無甚意義。

中國數據是否是政府故意隱瞞？與現實疫情差距有多大？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只需持續觀察武漢4月8日解封之後的情況。而中國各地3月下旬以來逐步復工復產，幾乎沒有發生聚集性感染的現況，或許可為觀察人士所借鑒。

另一個需要提及的細節是，從中國對確診病例的隔離、治療、追蹤等複雜程序來看，要在涉及如此多人的各種環節之中，同時做到防控追蹤和故意隱匿死亡病例，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中國國民又非麻木的傀儡，若死亡病例可以被大量篡改，乃至與人們所親身體會到的情況不符，那麼中國國民也不會愈發認可中國的防疫策略及措施。若死亡病例被大量篡改，中國的疫情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此時各國部分官員發出對中國數據的質疑，更多來自不想擔負責任、掩蓋自身防疫措施不當的心理。至於部分媒體輿論的質疑，除了歷史遺留的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也有一種不想，或不願承認目前疫情局面的情緒，夾雜着人們在經歷疫情慘狀時，正常的憤怒、焦慮與不安。

當下，諸如中國大陸、台灣、韓國等地皆在對抗疫情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績，諸如意大利、紐約等地似乎也在呈現疫情平緩的趨勢。恰如中國疫情平緩之後，國民對政府的怨氣逐漸平復，相信隨着各地疫情平緩，這類「質疑中國數據」的言論也會逐步減少。

至於那些試圖推卸責任、掩蓋自身防疫措施不當的政客們，隨着人們愈發看清其試圖將疫情政治化的本質，終會令他們自食惡果，遭到自身人民的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