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防疫缺口被誇大　台灣對世衛的執着

自打疫情爆發以來，各國便彷佛進入戰爭狀態，相繼出台各式強硬措施：隔離、宵禁、封城、鎖國、邊界管制。時至今日，全球約有超過20億人被隔離，不論是自囚於家室，抑或是重病入院，人類整體的生活模式已被疫戰滲透，過往的例外狀態，也早在不知不覺間成了常態。

而除了生活空間的擬戰外，人類的語言也開始戰爭化。例如引發中美輿論戰的「病毒起源說」，以及近來開始發酵的「隱瞞數據論」，皆堪稱疫情下的世界級語言戰爭。

然若跳脱世界規模，聚焦地方，便能發現各地的語言戰，其背後皆有自身特殊的背景與議程，例如印度才剛經歷排穆運動，故而社群媒體上多見「corona jihad」等反伊斯蘭用語；而在台灣，疫情就像一帖催化劑，讓本就濃厚的反中情緒發酵得更厲害。

自1月以來，台灣網路便湧現無數針對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其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人身攻擊，當中許多言論皆涉及侮辱與種族歧視，更牽扯出「台灣被世衛拒於門外，將成國際防疫缺口」等議題。

最後中文網域已無法滿足網友，於是隨其出征各大英文網站，戰場也延燒至國際。結果引發譚德塞於4月8日公開點名台灣對其「人身攻擊」，更暗指台灣外交部默許攻擊，遂引發後者於4月9日發佈聲明公開回擊。

其實所謂「防疫缺口」之問、出征譚德塞之舉，雖都建立在某種政治現實上，卻更多來自台灣本身的主體陣痛。

當反中成為台灣主體

欲入世衛而不得、或是參與其他國際組織受挫，這在台灣都不是新鮮事，而是固定一段時間就要竄出的老議題，卻仍每每炙手可熱。於此現象背後，暴露的是台灣已無法用反中以外論述建立主體的窘境。

若要探詢台灣將反中情緒作為主體的根源，則日本殖民可謂關鍵。殖民政權的政經剝削，會逼使被殖民者急欲建立自尊，其方法不外乎迴歸母國本體文化、或是臨摹殖民母國的新文化兩類。這兩大力道對台灣各有作用，但結果都是讓台灣萌發了脱離中國的本土意識。

親日者自認已拋開清國奴的過往，躍升皇民，故轉而認同日本，視其為現代化的新母國；抗日者則在鬥爭過程中，建立起共同體般的原型民族主義意識，而這股意識最後也在國際政治、歷史發展下，意外異化出反中的思潮。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再成中國版圖，一夕從戰敗的軸心國一隅，跳進了戰勝國陣營裏。然而由於國民黨政權缺乏殖民經驗，故在解殖台灣的文化舉措上近乎失語；而在當時多數台灣人民眼中，國民黨是個移民政權，其口中的文化價值、內戰都是相當陌生的詞彙，加上殖民現代性的持續作用，台灣人雖在國民黨統治下獲取了過往未有的平等，卻始終意難平，心頭總被「降格重做清國奴」的不甘燒得隱隱作痛。

冷戰來臨後，這股不甘焚燒得更炙熱。在美蘇兩強對峙下，中華民國所在的台灣，作為反共堡壘、復興基地與自由民主陣地，成了對照共產中國的文明樣板。這段期間，殖民現代性結合了自由民主話語，成為台灣優越感的新來源；抗日所催生的原型民族意識，也在冷戰氛圍下轉換了抵抗對象，由遠去的殖民日本換成了曾經的祖國大陸。看似逆反的兩股思潮意外交會，成為今日台獨的話語根源。

於是日本殖民以降，台灣因不堪殖民體系剝削而萌發了獨特的身份意識，這股意識在國民黨帶來中華民國後未被消弭，更在冷戰下以「反共」、「自由民主」的表皮存活。最後國民黨政權垮台，李登輝、民進黨等台獨勢力崛起，時值90年代台灣憲政改革，統獨之爭遂在選舉動員下撕咬得越發兇猛，更因後者的政治版圖日漸壯大，致使「反中」成為台灣社會新一代的政治正確。

然而，拋開正當性與道德感，任何主體的建立必然要伴隨暴力、壓迫與代價；而將反中作為台灣的主體之源，也不是沒有副作用的。

首先台灣的文化主體仍是中國文化，政治靠山乃是屢屢背叛中華民國的美國，經濟支柱則是自己最反的中國大陸。要在上述現實下堅持反中，必然導致台灣走向以下境地：既喪失文化主體，也失去對美戰略彈性，更因經濟依賴的事實而驚覺自己原來沒有反中底氣，於是為消去妥協的負罪感，其必然會在其他場域反得更劇烈。

從不缺席的「中國陰影」

故台灣此次面對世衛的「缺口意識」，其實就是本土反中陣營思維的兩大展演，一是其對於中國文化與情感相當疏離，二是不論面臨何種情境、議題與事件，只要牽涉中國，勢必就是善惡二元對立、黑白正邪兩分。在其世界觀內，全球國家只有親中與抗中兩種，所有政治人物也只分親中與反中兩群，就連新聞也只剩牽涉中國、無關中國兩類。

因此在這種視角內，願遂台灣之意的，便是抗中陣營的堅實盟友；若「不給台灣面子的」，就是被中國的經濟利益蠱惑，進而屈膝下跪的無恥之徒。台灣在名義上缺席世衛的事實，也因疫情蔓延而在此般視角下發酵，「缺口意識」應運而生。

疫情初發時，台灣主流論述下的「防疫缺口」，指涉的對象實為自己，展演的圖景則是台灣被拒於世衛門外，無法接收任何病毒信息、醫療協調、國際援助，最後因病毒肆虐而崩潰的慘狀。所謂「缺口」被割裂在身體上，而剜這一刀的始作用者，便是萬惡中國：其不僅是病毒散播者，更是帶領國際孤立台灣者。

然而隨着台灣動員反中情緒，政府與民間紛紛「超前部署」，結果意外達成極佳的防疫效果後，所謂「防疫缺口」的詞意，便產生了變化。在反中陣營的論述內，此時「缺口」指涉的對象已非台灣，而是全世界；而劃出這刀的兇手，仍是中國：中國不僅隱瞞疫情數據，也不讓台灣加入世衛，導致世界無法學習如此成功的防疫模式，只能繼續水深火熱。

平心而論，台灣確實沒能以主權國家的形式加入世衛，但這般缺席所導致的效果，並不如反中陣營所述般巨大。實情是，世衛平日持續透過《國際衛生條例》有關渠道與台灣交流，光在2019年，台灣就有十批11人次的專家團，參加世衛舉辦的技術會議。疫情爆發後，世衛於2月11日啟動了由全球專家參與的抗疫論壇，當時中方也同意台灣醫療衛生專家以個人名義參與。

上述種種，其實證明台灣和世衛間，根本不是音信隔絕的真空狀態。儘管台灣因政治因素，未能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加入世衛，但其從來不是所謂國際防疫體系的孤兒。所謂「防疫缺口」，與其說是中國剜下，不如說是反中陣營不斷自我誇大「缺席」而成。

順此邏輯推演，便不難理解台灣何以在面對世衛時，會有幾近精神分裂的古怪言行。疫情之初，台灣的反中陣營猛烈抨擊世衛秘書長譚德塞為「中國豬」、「黑鬼」、「北京狗」，更替世衛（WHO）取了個「CHO」的渾名，暗諷其只為中國服務、不顧他國死活；然而同樣一批人，卻又能在其他場合對台灣防疫誇誇其談，藉此做為加入「只為中國服務」的世衛之理由。

上述前後不一的行徑，若由行為者一貫主張的反中視角來看，便顯得十分合理：批評世衛與譚德塞，意在凸顯中國黑手已成功將其納為傀儡；爭取加入世衛，則僅僅是為彰顯台灣防疫比中國成功，並要藉國格等政治問題激怒中國，同時鞏固台灣民意對執政當局的支持。

歸根究柢，世衛只是台灣又一個表演反中的工具，而後者的行徑不僅無益於加入世衛，反而還會激怒對方，讓自己與世衛越發遙遠，最後恐怕真會導致自己出現防疫缺口。

另一方面，不論台灣再怎麼攻擊世衛，都難以揮去心頭那片中國陰影。當台灣把反中當作主體根源時，便已親手將自己的一切行徑，牢牢綁在中國議程上，從此凡是與中國意見相左的，台灣都要贊成；凡是中國支持的，台灣便要反對。故而便有此次針對世衛的態度不一，以及自己拚了命要強調的「防疫缺口」。

長此以往，台灣看似立場堅定，其實不過隨波逐流，逐的還是自己最痛恨的那陣大浪；其人民看似同仇抗中，但主體之下，卻是一片虛無，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