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什麼導致了美國英國加拿大的決策失誤

英國政府首席醫學官Chris Whitty4月7日在例行發佈會上承認，英國最初的抗議策略存在失誤，應早點展開大規模檢測。他以德國為例說，德國很早就開展大規模病毒檢測，「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努力吸取教訓」。早前Whitty因出現感染症狀自我隔離，已缺席多日的發佈會。英國是第一個公開在發佈會上承認決策失誤的大國，但並不是第一個被批評決策失誤的國家。

選擇性忽視的加拿大

加拿大CTV電視網4月7日報道稱，一份在3月15日提供給下議院的長達1,000頁的政府內部文件被曝光，這份文件包括簡報、備註還有往來的郵件等內容，以回應政府關於物資採購令的目的，發給了加拿大衛生部長、交通部長、公共安全部長、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CTV在這份冗長的文件中發現了幾點問題：

第一，有人在2月10日就已經提出要準備醫療物資，然而經過兩個月漫長的討論後，政府始終未能保證充足的物資供應；在提供給加拿大衛生部的簡報裏，有一行關於在加拿大全國範圍內徵集物資的註釋被修改了。

第二，曾有「鑽石公主」號上的僑民發郵件提醒當局應該對所有人進行檢測，加拿大衛生部長海杜（Patty Hajdu）曾看到過這封郵件，但選擇性忽視了。

第三，加拿大援助中國的物資居然是來自國家應急戰略儲備，而且是快過期的裝備，備註裏明確指出「這批物資不會影響加拿大自己的醫療物資儲備」。

第四，2月中旬就已經提到強制隔離法案，然而直到數個星期後法案才正式開始執行。

第五，根據多份資料顯示，加拿大政府起初對SARS-COV-2病毒的了解有巨大失誤，起初加拿大衛生部門得到的信息顯示，這種病毒只有在「長時間的密切接觸」下才易感染，而且衛生官員們得到的建議是，在排查感染者時只需要注意從某些國家來的、並且出現症狀的旅行者，因此「無症狀傳播」一直未被納入考慮範疇。

第六，是否考慮關閉邊境這個問題在最開始就討論過，但是被否決了，理由是相信各級政府有能力應對。

總而言之，加拿大本可以更早更好應對疫情，存在研判和決策失誤。

備受質疑的特朗普

美國疫情爆發後，美國官方指責中國不透明導致美國浪費了防控時機，但美國各界對此並不買賬，紛紛將矛頭指向美國自身。

美國廣播公司（ABC）4月8日引述四位知情人士報道，早在2019年11月下旬，美國情報官員就發出警告稱，一場傳染病正在中國武漢地區蔓延，將改變生活和商業的模式，並對人們的健康構成威脅。美國軍方的國家醫療情報中心（NCMI）在2019年11月的一份情報報告中，詳細闡述了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擔憂。該機構在11月和12月期間多次向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五角大樓的聯合參謀部（Joint Staff）和白宮匯報情況。報道評論稱，這份報告的曝光表明，美國政府本可以更早地採取緩解和遏制疫情的措施，為即將到來的危機做準備。

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美國保守派媒體霍士（FOX）新聞隨後引述五角大樓官員報道，稱ABC該報道並不屬實，不存在該「情報報告」。NCMI主任Shane Day中校也予以否認。

3月31日，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發布長文梳理了美國政府在今年前3個月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舉措，將美方的危機應對分為4個階段，並最終將美國疫情的大面積爆發歸咎於美國政府的判斷失誤和不作為。《紐約時報》3月28日以「美國錯失的一個月」為標題，刊登萬字長文分析，結論是美國本來可能可以擋住病毒，但是因為技術失誤、法規阻礙和政府領導無方，讓新冠病毒幾周來在美國長驅直入。

此前2月27日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表示，數百名美國人被困在一艘遊輪上，這些人後來成為美國新冠病毒病例的唯一最大來源——這是疾控中心（CDC）的決定。幾十家美國公共衛生實驗室仍在等待能夠診斷新冠病毒的試劑——這是疾控中心的責任。美國疾控中心及其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早期應對新冠疫情失誤。

從以上信息不難發現，疫情之下，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都存在決策失誤的情況。為什麼會出現集體決策失誤？是什麼導致了都失誤？

歐美疫情嚴峻未必反襯中國優越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人們對它的認識是在疫情爆發後才剛開始，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如何防治處於摸索狀態，高傳染性造成了醫療資源緊張、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挑戰。依靠傳統的經驗應對出現問題是無法避免的。與其說是失誤，不如說是人類在同大自然鬥爭的過程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其次，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勢不可擋，美歐仍然持續是全球疫情的震中。西方媒體認為其天職便是持續追問，記者以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自居。對問責性報道的偏好，決定了美、加、英等國家的媒體報道大量集中於政府失誤。

第三，歐美一些國家在面對重大事態時，做出重大決策的時間成本過高。東亞各國在疫情防控上表現較好，是因為東亞國家政治模式皆有一定群體主義色彩，文化特性在面對傳染病防控時有一定的優勢。美加英等國領袖倘若在事態還未充分爆發時，就調動物資來預防事態，不會得到更多的支持。

因此，與其說是三國領袖不敢承擔責任，沒有勇氣和魄力，不如說是沒有這樣做的基礎。從事後問責的角度看，失誤是明顯存在的，但又有誰能夠保證若自己在位不失誤？

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點審視某件事情，都會有獨特的觀感。正如2月份中國國內對於疫情防控怨言頗多，但是隨着3月4月疫情得到迅速管控，國民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之聲已愈來愈小。現如今，歐美疫情全面爆發，在這個時間節點回望，也同樣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社會目前還沒能對疫情進行系統性反思。

善於事後應對的歐美國家已經迅速行動。疫情叩問全球治理，各國到底交出何樣答卷，還未可知。任何制度都有其優劣，到最後，歐美疫情並不一定會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反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