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給「全球化」帶來的反思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持續蔓延，讓部份國際輿論將其歸咎於「全球化」，甚至認為要阻擋疫情的擴散與經濟上的損失，應該要以封鎖、減少貿易互動等「反全球化」的對策來因應。而這樣的趨勢，似乎也跟近年風行的民粹潮流達到共振。

時事評論人古德曼（Peter Goodman）於3月6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新冠疫情敲響全球化喪鐘？」(A Global Outbreak Is Fueling the Backlash to Globalization)，該文表示，疫情發生之前，對全球化價值就已進行過重估，像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希望製造業能拋棄中國大陸，重返美國，並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還有歐洲發達國家對於移民強烈抵制的情緒、以及提升極右翼政黨的地位，新冠肺炎則是加劇了上述「反全球化」的趨勢。

事實上，攤開全球化的歷史進程，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推進了運輸的發展；19世紀初出現運輸革命，蒸氣船、鐵路的發明帶動國際貿易的發生。也因此，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各地經濟互動透過交通的便利開始熱絡，各國貿易往來日益頻繁，也讓全球化開始出現苗頭。

早期的全球化，多由西方國家在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張思維下，對包括非洲與亞洲地區進行殖民。1980年代以降，信息設備與互聯網的普及，讓全球化又提升到另一層級。近期，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崛起則是讓長期以西方世界為主的全球化定義得重新評估。

舉例而言，以特朗普為首的意見將美國貧富差距加大、以及製造業不振等問題歸咎於中國大陸的崛起，並認為是因為經濟過度依賴大陸的製造業生產鏈，因此給美國經濟與國際地位帶來衝擊與矛盾。特朗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即大力主張類似觀點，他認為所有的威脅都來自於外部，特別是中國大陸，因此需要大力與之切割。

當這種「威脅外部說」的思維在反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下發展的同時，新冠肺炎疫情也給這波反全球化潮流帶來共振。不過，這樣的共振，帶給西方國家的，反而是更多的考驗。

事實上，隨着疫情的發展，西方輿論的方向也做出調整。《華爾街日報》於2月刊出文章指出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認為中國經濟因疫情即將崩潰，這番言論引發中美官方激烈交戰，中國外交部並以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證件作為反擊。

不過，到了3月，當歐美國家疫情益發嚴峻，而中國疫情處於和緩狀態、各行各業逐漸復工之際，這時《紐約時報》又刊出專欄文章指稱「中國為西方贏得抗疫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文章指出中國大陸雖在疫情初期處理方式顯得笨拙，但他們採取的措施比迄今為止許多民選領導人採取的都果斷得多，正當北京雷厲風行落實防疫之時，歐美地區如英國對疫情管控仍顯鬆散。

西方媒體輿論的轉變，不禁使人再度反省對於全球化的思考。初期，西方輿論認為病毒來自於中國大陸，在民粹風興起下多對中國極盡嘲諷與排斥；不過，隨着疫情的蔓延，西方國家也必須在批判北京的同時，自身卻大意忘了落實防疫工作所帶來的後遺症。

其實，這次疫情之所以快速擴散並非是因為政治體制不同、反而是突顯各國治理能力的問題，以及全球應當如何連手起來共同面對疾病的傳播。這時候，「全球化」或許反而能在這場流行病浩劫中產生新的意義。面對新冠病毒這種全球危機，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分裂。

著有《人類簡史》與《未來簡史》的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針對新冠疫情認為，當今人類面臨的嚴重危機，不只因為病毒本身，還因為人類之間缺乏信任。要戰勝流行病，人們需要信任專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當局，而國與國之間需要互相信任。

隨着歐美疫情的擴散，更驗證全球化加速病毒成為全球危機，但這並非代表全球化需要抵制，而是需要重新思考疫情將如何帶來新的全球格局。疫情當前，各種惡性競爭無法防疫，或許全球化這次能夠發揮互相扶持依靠的正面力量，如此，疫情給社會帶來的全新抗體將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