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為何您既佛系又恐慌

在人類社會中，傳染病向來暗喻着對他者的污名。直至解殖的今日，人們凝視傳染病時，仍會不自覺採取「殖民者」的視角，認定病毒來自尚未開化的荒蠻之地，進而為疫情爆發處的人群貼上「貧窮、落後、不文明」等諸多標籤－2002年SARS爆發時，廣東人成了「吃果子狸的野蠻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則湧動着「湖北人、武漢人愛吃野味」的暗流；若上升到國際文化層次，便成了「中國人喝蝙蝠湯」、「中國人等於病毒」的反華情緒。

而在這種視角下，新冠病毒也被染上「中國人專屬」的地域與種族主義色彩。於是各國政府的首要防疫策略，就是「隔離中國人」，其以一系列空間、身體與國際關係的修辭，把病毒暗喻成中國，把疫情描繪為黃皮膚的刺客；然而這種自認在種族上百毒不侵的潛意識，往往只會加劇優越感與鄙夷態度，卻未必能刺激衛生意識共同成長。結果自然就是導致疫情在本土爆發，形成一幅佛系與恐慌交織的變相圖。

病毒眼裏無國界

在地域與種族主義的先入為主下，各國防疫的第一步驟沒甚麼差異，甚至根本就是複製貼上－禁飛、關閉邊境或限制中國公民/有中國內地旅遊史之人入境。

美國先是在1月27日建議國人避免前往中國進行不必要的旅行，並在2月2日宣布禁止在抵美前14天內曾到中國旅遊的外國人入境美國；英國航空、漢莎航空、獅航和首爾航空則於1月29日取消所有飛往中國的航班，捷克也在同一天停止向中國公民簽發申根簽證。

意大利則在1月31日暫停了從中港澳飛往意大利的所有航班；越南也在2月1日取消越南航空及其他外國航空往返越南與中國的全部民航飛行許可，並且自2月5日起停止向入境越南14天曾在中國過境、居留之外國的旅客發放簽證；日本也在2月1日宣布禁止14天內曾到訪中國湖北省的外國人入境，同時禁止所有持有湖北省簽發護照的旅客入境。埃及、卡塔爾、韓國、印度、新西蘭、印度尼西亞、土耳其等也都採取了類似的措施。

若由隔離的邏輯觀之，中國畢竟是初期最嚴重的疫區，上述策略乍看之下十分合理；然而實踐起來，卻暗藏不少弊病。這些措施背後的恐慌，主要都是針對中國，卻對其他國家相對佛系；換句話說，其忽略了時間一久後，病毒也有可能從其他地區輸入的可能性。

於是就出現了以下的現象：意大利為歐盟中最早宣布禁飛中國的國家，然而2月22日，北意倫巴第大區出現了「超級傳播者」，使得確診數直線飆升，更讓疫情迅速擴散至三大洲多國－歐洲的克羅地亞、奧地利、瑞士、西班牙，非洲的阿爾及利亞，西班牙屬地特內里費島，拉美洲的巴西等，新增病例均為有意大利旅遊史者。

中東地區也不遑多讓。各國皆對中國採取隔離政策，卻沒想到伊朗成了新熱點，疫情首先在什葉派聖城庫姆（Qom）發酵，再一路傳至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格魯吉亞、愛沙尼亞、德國、挪威、瑞典、西班牙、新西蘭、白俄羅斯，甚至再傳中國。

除了上述兩例外，日韓也成了疫情新戰場，結果同樣淪為被國際隔離的對象。對病毒而言，除卻氣候限制，人種與國界都不是障礙。時至21世紀，大部分國家對抗全球疫情的方式，仍陷在地域與種族主義的敘事陷阱中，沒能靈活脱變；甚至在頒出禁飛、禁止入境等策略後，掉以輕心，以為隔離中國就同時阻絕病毒，沒想到會被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攔腰撞上。

在全球化時代，人們口中雖高談地球村、全球一體化；但面對疫情時，卻仍舊充滿了疆界意識。例如高傳染性的新冠肺炎病毒，在這種世界高度交流的情況下，透過武漢的轉運與吞吐，本就勢必會引發全球烽火，而不可能被圍堵在中國境內。人們雖恐慌，但恐怕也須心裡有數，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現象，防疫策略也應與時俱進，而非採取老式的隔離單一人種、地域的防疫邏輯。

這種只對中國恐慌，卻對他國佛系的心態，依仗着污名化敘事，蔓地叢生，最終卻在疫情擴散下，讓眾人陷入了相互污名化的泥淖中。

當中央與民間相互角力

而這種在血緣與地域前提下，所形成的佛系恐慌並存狀態，不只適用於國際，也可見於各國面對疫情的內部治理中，並能約略以政府／人民、恐慌／佛系兩兩排列組合，形成2x2的矩陣，從而區分出四種樣態－「政府佛系，人民恐慌」；「政府佛系，人民佛系」；「政府恐慌，人民佛系」；「政府恐慌，人民恐慌」。而出現前三種組合的國家，便極為容易成為前述分析中，只採取隔離中國策略，忽略其他配套措施與內部治理，而出現疫情破口的案例。

第一種狀態，政府佛系、人民恐慌，最經典與複雜的案例當屬日本。而日本的情況之所以複雜，在於其有時序與對象之分。

猶記中國疫情爆發之初，日本還曾送來風月同天等暖心詩句，其也是相對隔離中國強度相對較弱的國家，直等到2月1日才對有湖北旅遊史及簽發護照者實施入境禁令；相較而言，日本政府的隔離力道，幾乎全使到鑽石公主號上了。然而面對整船700多確診，幾乎可以確定是越隔離、越蔓延，加上學者岩田健太郎的爆料影片引發眾怒，最後政府只好放人下船。但郵輪患者已消耗了東京圈眾多醫療體系資源，逼得日本政府如今只能被迫佛系，將醫療資源集中救治重症患者。

而在人民的部分，日本社會本就有口罩文化，故而在疫情爆發之初，人人便紛紛把口罩戴上，看似防護意識十足，不似美國等西方國家，多視口罩為歹徒與絕症象徵。但日本的「社畜」（しゃちく）文化也算根深柢固，其企業常年加班不休假，導致有患者已發燒仍不敢請假，以及對前輩說話時因禮節需要而除下口罩；偏偏日本政府的佛系政策，仰賴的就是社區傳播的有效阻斷，及民眾的自覺約束，民眾整體雖恐慌，但明顯在某些文化壓力下，人就是沒有恐慌的本錢，結果自然導致疫情擴散。

第二種狀態，政府佛系、人民佛系，伊朗與法國都算此例，但伊朗另有受美制裁，導致藥物與醫療器材不足等因素，故而不如法國氣定神閒，真可謂當仁不讓、實至名歸。

自打疫情之初，法國醫界便表明「傳播的可能性非常小」，於是法國政府似乎就以此為由，開始了自己的佛系基調。首先是口罩問題，全球都在設法調集口罩，只有法國政府直接宣布「口罩沒有用」，也不另外生產；其次是機場檢疫問題，許多在華包括在武漢的法國人返回巴黎後，發現機場根本沒有任何檢疫程序，直到1月26日，法國健康部才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設置醫護隊，以「解答相關醫療問題」，但不主動進行檢測。意大利爆發疫情後，法國仍堅持機場、邊境不檢測，也拒絕關閉和意大利的邊境。

至於法國人民的佛系程度，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1月29日，反對退休制度改革的大罷工如期舉行；2月3日，法國醫療系統也進行了大罷工；2月26日，法國和意大利尤文圖斯隊的比賽照常舉行，共計約有3000名意大利球迷湧入法國境內，法國人也是熱情出席，會場內沒有一人戴口罩，也沒有任何醫療檢測程序；其餘民間大型活動也是照常舉行，包括平均每日吸引70萬人、持續9天、20多國家參加的法國農業展、人潮洶湧的巴黎時裝周、萬人雲集的尼斯狂歡節。

但人民之所以能如此佛系，也有部分源於政府的寬縱。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支持率正處低迷，然其不但有連任壓力，還得面對3月份的市長選舉，故而不敢得罪民眾，強硬取消活動，於是便有這般舉國佛系之景。

第三種狀態，政府恐慌，人民佛系，則有意大利與韓國。

意大利準確來說，應是中央恐慌，但地方與人民相對佛系。其防控措施做得早，曾連續兩周無新確診，卻在北部一家醫院破了功。原因如前段所述，有位38歲男性，在與從上海回來的友人吃過飯後，便感到不適，於2月14日前往醫院就診後，醫院竟當作一般流感處理，只開了一般處方藥，結果導致其百無禁忌，甚至參加萬人路跑，最後造成北部大面積感染。然而超級傳播者的出現不過是個引子，意大利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中央地方防控執行上的協調難以統一，故而才有地方醫療機構的漏診。

韓國案例則更加明晰。起初政府一度掌握輸入性病例，成功將疫情控制在早期階段，人民也大抵配合戴口罩，卻沒想到毀在某些「故意佛系」的宗教團體手中。首先是新天地教傳出大規模確診，最後擴及社會各界與陸海空三軍，原因就只是教主李萬熙要求教徒不得戴口罩參加集會，且要隱瞞身份，接下來長老會（Presbyterian）也出現大規模感染。韓國的問題在於，即便政府嚴陣以待，但某些社會團體的動員力，就卻偏偏比政府強上那麼一點，故而有了破口。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對各國政府的治理大考。我們猜中了各國責難中國的開頭，卻沒猜到多國膠着的結尾。如今中國已有很大概率能撫平國內疫情，但對某些國家來說，硬戰才正要開打。

疫情總會平息，但倘若下次全球面臨類似情況，用的仍是地域與種族主義掛帥的防疫策略，而不真正改革國內陳痾，此般佛系與恐慌並存的荒誕劇，還要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