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議長佩洛西對中國的認知黑洞

在2月16日結束的為其三天的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連續兩天在不同場合主動提及中國企業華為的「安全威脅」。14日，她聲稱中國正通過華為向西方輸出「數字專制」，並對那些不接受華為的國家施行經濟威脅與報復；15日，為了和與會的特朗普政府官員保持同調，或者是出於努力遊說歐洲盟友的嘗試，她又強調，美國對華為的處理手法是基於華盛頓兩黨共識。

針對佩洛西14日有關「華為威脅」的言論，同樣與會的中國人大外事官員、中國前副外長傅瑩在提問環節當場做出了反駁。傅瑩提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引入了微軟和Amazon等各種各樣的西方技術，而中國的政治體制並未受到這些技術的威脅。她反問佩洛西：「為什麼將華為5G技術引入西方國家，就會威脅政治體制呢？西方民主制度這麼脆弱嗎？」傅瑩此番言論收穫了來自觀眾席後排一些官員的掌聲。

和傅瑩的交鋒，是佩洛西預想到的，因為在佩洛西14日講話結尾時也承認，自己將要提及的華為問題在場的大多數人可能不贊同。在答問環節，佩洛西也預料到了傅瑩的反駁。但是，佩洛西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未正面回應傅瑩的舉例提問。

相反，佩洛西的回答更多地體現了她政治生涯當中，改不了的對華認知偏差和歧視。

用美國「科技濫權」思維詆譭中國

佩洛西回答傅瑩提問時認可華為的能力，但認為華為的能力是模仿的能力，也就是逆向模仿美國的科技創新而起家。接着一句，佩洛西就強調，美國不想模仿中國的制度，然後就提到了「新疆百萬維族被拘押」、「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受到威脅」以及「香港民主被破壞」這樣的表述。

回答傅瑩提問的後半部分，佩洛西提到自己30年來在貿易以及知識產權等各個問題對中國關注，強調說：「如果想讓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裏一套集體價值觀意識、尊重人權等等，就不要靠近華為！相反，讓我們一道尋找一個國際方案，建立一個事關信息自由的體系。」

作為一位民主黨人，佩洛西習慣性強調多邊主義，提到了那些在她看來侵蝕民主的力量，包括中國的專制制度。這也是她在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表達的主要信息。而她將科技同人權、經濟獨立和民主價值觀等聯繫起來，則有別於她過去30多年來對中國的認知態度。

在她看來，民主之間的競爭，也是科技之間的競爭。為了更好的民主競爭，就要掌握科技這條快軌信息軌道。但是，她將科技同民主捆綁，指責中國通過技術輸出制度或者模式，說明她已經將科技本身與科技的應用這兩個不同概念混淆。美國自詡為民主國家，但斯諾登（Edward Snowden）所爆料的稜鏡門事件中，這個民主國家也會隱瞞真相、竊取別人別國隱私信息及數據。

所以，民主國家也可以「濫用」科技。這一點，佩洛西選擇性忽略。

在美國國會，有一大群和佩洛西一樣的老牌國會議員，他們對科技的認知完全停留在上世紀，甚至有些冷戰思維。在此前Facebook創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出席的國會聽證會上，一些國會議員提出的問題絲毫沒有技術含量，中學生都可以解答。這更能凸顯他們與這個時代與科技的脱節。在他們的意識中，科技似乎就是用來偷窺和剽竊技術的。稜鏡門事件中美國國安局（NSA）權力過度擴張，一定程度上也和這些國會議員的默許態度或監督缺失有關。

毫不誇張地說，過去30年，正是佩洛西這樣的國會大佬，才強化了美國國安局的監控權力，導致美國的「科技濫權」。基於此，他們自然也會將類似的莫須有罪名推給技術崛起中的中國。

佩洛西的另一個認知偏差是「只有歐美才能代表國際社會」。

出席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佩洛西率領的國會代表團隊大概有40人，他們不替特朗普政府當說客，所以表態時又要和與會的特朗普政府官員有所區別，將華為問題放在國際主義的框架下談。她認為，華為是真實存在的威脅，這種危險是可預測且明顯的，無助於民主的推廣。西方將希望都寄託於華為是危險的。她提議尋找「國際化」的解決方案。

但是，從她的表態，這種「國際化」方案侷限於歐美，並不包含中國。這又和她所強調「多邊主義」相矛盾。

就在佩洛西表態前一天，也就是2月14日，德國總統施泰因（Frank-Walter Steinmeier）當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等高級官員的面，批評美國拋棄「國際社會」這一理念，反而注重「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稱美國政府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是以最親密盟友的利益為代價的，這樣的想法和行動傷害了所有人。

當日有一位觀眾席的歐洲官員提問，詢問佩洛西的華為立場是否與特朗普政府一致？佩洛西沒有直接回答，反而強調了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提到國會支持將華為加入實體清單。2月15日，可能是為了營造國內團結的氛圍，佩洛西又強調，抵制華為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一輩子難改變的對華認知盲點

以上佩洛西對中國的認知偏差源自她對中國固有的偏見與歧視。過去30年，她在談及中國時，多年來僅聚焦新疆、西藏、人權以及現在的香港問題，基本上可以代表她本人對中國的認知。這些在雙邊關係中其實都是冰山一角。也正是這種認知，讓她看待中國經濟、軍事和現在的技術崛起時，難免有些不適應、不理解，眼光和思維難免有些過時。

中國官員傅瑩在國際場合的表現，代表了中國官員包容的一面，佩洛西的一味排斥，甚至將中國置於「國際社會」的對立面，則代表了美國官員閉塞的一面。雖然她也提到自己同中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但她意識形態層面對中國的歧視，恐怕在她這一生都難消除了。

很多時候，人們受困於自己的認知黑洞，就會頻繁出現認知偏頗的現象。在這種狀況下，佩洛西這樣的職業政客，直至退休，都不會有興趣了解或反思她們對中國治理模式及科技創新的認識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