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華為罪名加碼　美司法部為何走到5G競爭最前線

美國司法部2月13日公布一份聯邦起訴書，指控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犯有敲詐勒索罪，並密謀竊取美國公司的商業機密，被告包括華為及其4家子公司，和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2018年以來，華為公司成為華府的「眼中釘」，遭到美國商務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門和國務院的聯合打壓。2019年1月，華府5大部門就曾聯合起訴華為，指控華為及其子公司23項罪行，包括金融欺詐、竊取商業機密和陰謀罪等。

不過， 2019年來美國對華為最致命的一項威脅，仍然是商務部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威脅對其進行出口禁令。可就在美國加碼對華為起訴的同時，商務部在2月13日第4次推遲對華為的出口禁令，再將臨時許可延長45天，避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受到不利影響。

實際上，從去年以來，華府雖然建立起打壓華為的共識，但是在如何操作上始終存在猶疑。是否要限制華為的技術進入美國市場、是否實行出口禁令、對美國盟友的施壓程度，這些問題都是白宮必須考慮的。

包括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和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在內的政府官員預計將於2月28日開會，討論對華為的規定以及如何處理與中國有關的其他出口管控問題。不過從現在的情況看，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s Barr）已成為對華為最為強硬的人物。

2月6日，巴爾在一次演講中表示，美國及其盟友應考慮，讓美國以直接購買或私人財團和盟友企業的方式，獲得芬蘭諾基亞（Nokia）和瑞典愛立信（Ericsson）「控制性股權」，以對抗中國華為在5G無線通訊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雖然後來被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駁回，但仍然代表白宮對華為其中一個鷹派的聲音。

司法部走到打壓華為的最前線，可能有特朗普的幾個考量。

首先，起訴華為對美國企業的影響甚微。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以來，美國晶片公司不得不面對可能失去大客戶的困境。去年5月之後，媒體相繼曝光美國高通（Qualcomm）、英特爾（Intel）、賽靈思（Xilinx）等製造商背後遊說商務部，希望放寬對華為的禁令。

美國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按年下降11．9％，存儲晶片市場顯著惡化，全年營收大減31．5％，其中DRAM營收受創更嚴重，下滑比例達37．5％。本就面臨供過於求的晶片商更不願去承受失去客戶的打擊，這是美國商務部對華為禁令的最大掣肘。

相反，司法部起訴華為，雖然短時間內沒有結果，但這不僅直接影響華為的品牌形象，而且成本很小。

第二，法律訴狀的打壓效果比外交施壓更好。此前，美國對華為打擊動作最多的當屬美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他在全球開展外交活動四處遊說盟友們把華為排除在外，甚至以美國情報共享為威脅施壓。

但是一年多以來這種施壓效果欠佳，華為在海外最大的市場歐洲幾乎都沒有明確表示排除華為，還造成外交上的種種尷尬——比如蓬佩奧在葡萄牙被「當面拒絕」，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和英國首相約翰遜「電話吵架」等等。

最終，讓外界開始對華為有所忌憚的理由，無非就是國家安全和商業競爭。華為在歐洲市場深耕多年，商業合作關係的穩固從過去兩年可見一斑。司法部加碼對華為的起訴，更讓本來已經頂着污名的華為受更多輿論壓力，面對美國「金融詐騙」和「敲詐勒索」的指控，各國政府即便不排除華為也必須對此有所關注和交代。

第三，起訴過程雖然漫長，但也更可能對華為造成長期傷害。從震驚全球的孟晚舟事件可知，一次對高管的逮捕可以發酵幾年的時間。美國在引渡孟晚舟的過程中，採取了拖延的手段，雖然讓事件逐步降級到法律層面，但是企業高管戴着電子腳銬頻頻出現在新聞中，無論她是否被定罪，都給外界留下了一定負面印象。

司法部給華為罪加一等，再以「華為員工深夜潛入貿易展會，拍攝一個網絡設備的內部電路」的細節來刻畫華為的形象，無論是否被證實，都會反覆出現在輿論之中影響外界的觀感。加之法院開庭到審判的漫長過程，足以給企業帶來法律和公關上的雙重負擔。

然而，特朗普雖然善於利用司法部門，也應該明白司法是美國製度和價值觀念的最後底線。去年上任以來，巴爾在「通俄門」和總統彈劾案的種種表現，都有以黨派政治干預司法之嫌，遭到質疑。而美國對華為種種缺乏證據的指責，也讓國際社會頗為懷疑。

現在對華為的打壓升級、提議美國收購歐洲競爭對手的股權，都屬於美國司法正義的範疇嗎？如果司法獨立的最後底線也被打破，那麼損失的可能不只是5G商業利益這麼簡單，白宮考慮到這些後果了嗎？這些問題都還要留給時間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