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考驗日本政府能力　籌備奧運應是次要工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國持續發酵，而外界同時也開始更多地留意日本。算上「鑽石公主號」郵輪之病例，日本已經因有超過250例確診而成為中國之外的世界第最大疫區。

直到2月14日，日本依舊未能有效隔離並救治停泊在橫濱外海的「鑽石公主號」遊輪上的疑似及確診患者。該國國內也先後出現醫護人員感染患病，以及無出國經歷的居民患病身亡的風波，東京、那霸等大城市還先後發現的士司機等服務業人員染病。

由於新冠肺炎的「人傳人」特性已經確定，日本國內也開始陷入恐慌情緒，原計劃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後功成身退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由此遭遇了一場特殊的考驗。

必須承認，以安倍為首的東京政要們對這場風波是有所預警的。日本在1月10日收治第一名輕症患者之後，隨着日本厚生勞動省下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15日確認患者有新型冠狀病毒陽性反應，日本政府旋即在首相官邸的「危機管理中心」內設立「情報聯絡室」，以便有事及時上報。

但遺憾的是，東京方面其他政要對於迫近的危機並沒有足夠認知。

日本在野黨團和執政黨自民黨內的反對人士直到2020年2月前還在就安倍借舉辦「賞櫻會」邀請支持者一事大造聲勢，稱安倍「公私不分」、「公器私用」。直到2月上旬時，隨着疫情問題逐漸嚴峻起來，借「賞櫻會」批評安倍的聲音才慢慢減弱，在毫無意義的爭吵中，日本也喪失了疫情防控的窗口期。

其次，日本已在1月15日檢出了新冠肺炎的相關特徵，但日方在診斷、檢測等問題上也呈現了麻木不仁的一面。截至2月13日，日本國內對於新冠肺炎的診斷標準仍停留在發熱、呼吸道症狀及是否有武漢旅行史三點上，如不吻合，那麼患者所患病症便不是新冠肺炎。

於是，隨着日本媒體發掘出最新幾例患者被感染的經歷，該國各界也愈發焦慮。

以2月13日病逝的死者為例，此人在1月22日發病後，直到2月12日時，醫院才對其做了病毒檢查，在醫院的二十多天裏，院方甚至沒有採取任何隔離措施。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2月13日被確診的一位醫生身上，他在1月31日發熱到2月5日接受治療前，也一直以無隔離姿態在醫院內工作。同日確診的另一名患者，甚至有發熱期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帶病前往東京上班的經歷。

更糟的是，日本厚生勞動省等機構也在盤查疫情期間為避免恐慌，有意放低標準。日方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解釋，新冠肺炎在潛伏期間傳染的可能性比較低，因此他們在排查患者行動軌迹時，便會忽略病人發熱前的經歷。

譬如日方在調查一名於2月13日確診的的士司機病史時，就以該司機發熱的1月29日為排查乘車人員的起點，之前的乘客不予排查。但根據日本各大媒體提供的情報也顯示，這位司機的岳母早在1月22日就已發病。

1月下旬，中國官方信息已顯示，新冠肺炎在潛伏期內具備傳染性，加之已經有數百名感染者的「鑽石公主號」遊輪曾在2月1日於那霸停靠，有大批乘客船員曾離船旅遊。在改新聞於2月13日報道播出後，這種情況隨即讓日本民眾愈發擔憂，東京市內甚至有數千人撥打求救電話，向專家詢問「自己剛剛與中國人擦肩而過，是否會被傳染新冠肺炎」。

幸而，疫情尚未大面積爆發，安倍當局仍有收拾局面的機會。

目前，安倍已經發出指示，不僅要求厚生省方面儘快行動，開發出簡易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他還建議日本各大企業應加大產能，儘量確保一個月內能生產出6億枚口罩。此外，日方還在積極強化對重症病人的救治機制。不過，由於日本全國能夠治療病毒性傳染病的醫院只有410家，病床1,871張，加之日本政府也不便徵用大型私營醫院，這使得日方收治患者的進程會大受影響。

此外，安倍當局也在調動自衛隊參與救災，並借新冠肺炎風波，改善自衛隊形象。也就在2月13日，日本防衛省即宣布調集「預備自衛官」參與防疫工作。此前，日本自衛隊已派遣了小隊軍醫和藥劑師和部分現役隊員前往「鑽石公主號」運送患者，同時參與了撤僑等相關事務。自衛隊積極參與救災等活動，贏得正面形象，這對安倍及此後的日本當局而言，無疑是推動軍隊正常化的一大助力。

但整體來看，本次疫情病毒雖然暫被命名為SARS-CoV-2，卻與SARS不同，感染初期以輕症和無症狀為主，而考慮到日本與中國的大量人員往來，安倍政府所面臨的考驗可能才剛剛開始，而當下日本政府最在意的「能否確保東京奧運會順利舉辦」，實則應該是次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