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斬伊朗大將後擁抱和平　特朗普四大誤判盡顯

2020年1月3日，正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度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與親友共享晚宴，吃着烘肉卷和雪糕，同時向美軍下達指令，空襲擊殺伊朗革命衛隊（IRGC）特種部隊聖城軍（Quds Force）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惹來多國百萬人上街悼念、高呼「報復」，為接下來近一個星期美伊之間的戰雲密佈揭開序幕。

當地時間上週三（1月8日）清晨，伊朗向駐有美軍的兩個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射22枚彈道導彈報復。特朗普在翌日的全國電視講話中提到，美軍沒有傷亡，損失「輕微」，並表示美國「已準備好擁抱和平」，「伊朗看來也已作退讓。」但他同時強調，決定加大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同日發表電視講話，稱伊朗革命衛隊對美軍發動的襲擊僅是「抽了美國一記耳光」，復仇行動還未結束。與此同時，伊朗宣布完全放棄遵守伊朗核協議規定的任何義務，並正式把美軍列為恐怖組織。美方首先挑起的緊張局面，更間接引發伊朗革命衛隊成員上週三犯下人為錯誤，擊落一架由德黑蘭飛往烏克蘭基輔的客機，導致機上176人罹難，成為兩國交鋒至今的最大悲劇。

回顧去年6月，美國無人偵察機曾被伊朗擊落，特朗普當時保持克制，並沒有對伊朗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同一時期，特朗普還駁斥了幕僚當中有關增兵中東的計劃。但是，此次針對伊朗，特朗普為何採取了最為極端且疑似違反國際法的暗殺選項？

當中有多重因素，包括美國單方面對伊朗聖城軍和蘇萊曼尼的恐怖主義定性、美國極端鷹派勢力的建言獻策、軍方反戰者領導能力的缺失、國安會內部制衡力度的不足，以及以色列因素的影響等，但是，特朗普的個人因素才是決定性的。如果將美軍行為形容為「國家恐怖主義」的行為，那麼特朗普就是這種「個人恐怖主義」的最大政治載體。

在下令暗殺蘇萊曼尼一事上，特朗普繞過國會，未有按慣例知會國會兩院「八人幫」。暗殺當日，特朗普身邊只有他的家人、朋友和政治盟友，包括其女婿、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Jared Kushner）和力阻彈劾案的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所有民主黨人被矇在鼓裏，只有個別共和黨親信知悉此事，例如暗殺前數日自稱曾與特朗普談及伊拉克的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即便是暗殺行動後，特朗普國安會成員對國會的簡報也非常倉促，且敷衍了事，甚至施壓國會不要就此進行公開辯論。這導致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主導的眾議院於上週四（1月9日）通過《戰爭權力決議》，試圖限制特朗普對伊朗動武的權力。

國安會上，也沒有願意提出「反對」意見的人。經過多輪換血後，現在的國安會班底大多「迎合」特朗普，內部制衡基本不存在。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一味討好特朗普，甚至因為這次指令坐穩了國務卿位子，放棄競選參議院席位；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履新不久，不會和特朗普意見相左；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哈斯佩爾（Gina Haspel）和蓬佩奧屬同一派，而國家情報總監馬奎爾（Joseph Maguire）只是暫時「代理」該職。

這些官員的統一結論是暗殺蘇萊曼尼不會引發戰爭，而且特朗普作為三軍統帥下達此指令毋須國會批准，更何況在他們看來，這種暗殺是出於「自衛」，這使特朗普從頭到尾也沒質疑過其決定的正當性。國安會幕僚的迎合、共和黨人的遷就促使好大喜功的特朗普在錯誤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在缺乏內部有效制衡的形勢下，特朗普個人因素的危險性不言而喻。

經過外界的質疑和反對黨的施壓，特朗普上週二（1月7日）才勉強表態說，此次襲擊行動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決定。而從特朗普內政外交和整個中東視角來看，暗殺蘇萊曼尼完全是一種策略和戰略上誤判，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大層面。

誤判一：暗殺對象之「殺不得」

在伊朗人的心目中，蘇萊曼尼是英雄人物，曾在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方面立下汗馬功勞。德黑蘭大學美國研究所負責人馬蘭迪（Mohammad Marandi）指出：「如果不是有像他這樣的人，黑色的旗幟（ISIS的旗幟）會在整個地區飄揚。」更重要的是，蘇萊曼尼被認為遠離國內政治的紛爭，是罕見受到改革派和保守派兩派信任的政治人物，國內民意支持度高達八成。在德黑蘭上街紀念他的百萬群眾中，不止有強硬派和反對派，甚至還包括一些前政治犯。

但在美國眼中，蘇萊曼尼只是一個恐怖分子。蓬佩奧曾將蘇萊曼尼描述為和ISIS死去的首腦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一樣危險的人」，表示他的死亡將使世界「更加安全」。上週四，特朗普更稱蘇萊曼尼死前曾策劃針對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的襲擊，卻未有提出證據；蓬佩奧亦多次迴避解答蘇萊曼尼帶來的「實時威脅」有多實時的問題。

美國以莫須有的罪名暗殺蘇萊曼尼，殺了一個「殺不得」的「英雄人物」，只會使得伊朗國內更加團結，一致對抗美國。特朗普即便提出談判的要求，也會被伊朗強硬派視作勒索。

誤判二：伊拉克民情反彈

美國選擇在伊拉克展開行動，更是對當地形勢的誤判。經歷過戰爭的伊拉克本該是美國在中東最能操控的地區。不過，伊拉克政府雖然曾靠美國扶持起來，但特朗普似乎忘了這是一個由什葉派主導的政權，而在伊拉克民間，什葉派武裝對美國的仇恨從未熄滅。

由於宗派淵源、地理之便，以及「阿拉伯之春」後的派系博弈，伊拉克政府向來採取在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平衡政策。這次刺殺之後，巴格達政府宣布該行動違背了美國的駐軍協定。1月5日，伊拉克國會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駐紮在該國的外國軍隊撤離，其中包括約5,000名美軍。

如果反美情緒在伊拉克再度升級，導致美軍「心不甘情不願」被趕走，則是伊朗在該區的一大勝利—畢竟這正是蘇萊曼尼的死前遺志。在伊拉克暗殺蘇萊曼尼不僅惹怒伊朗，也讓美國在中東本應大有機會穩住的伊拉克陣地陷入存亡險境，可謂自毀長城。

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向中東和歐洲盟友渲染伊朗威脅，這一切的初衷其實是為美國的利益服務：讓伊朗更加「聽話」，同時在中東製造各國共同的敵人，用更小的成本維持在中東的權威，還能繼續在軍火生意和油價波動中獲益。

但是，這個如意算盤到今天亦未實現，伊朗並沒因為極限施壓而更加「聽話」，核協議的支離破碎不僅加劇中東局勢的緊張，並且不利於美國在歐洲盟友的利益。暗殺蘇萊曼尼之後，美國更顯現出「孤家寡人」的困境。

對於美國此次暗殺行動，英法兩國仍然表示「支持盟友」，但德國決定減少駐伊拉克的軍隊規模、國際聯軍臨時將總部從伊拉克遷往科威特、北約也表示將部份人員撤離伊拉克，這些行動都說明美國最親近的盟友也想和衝突保持距離。在中東，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國家也對此保持沉默，就連以辦公室聲明大讚特朗普決定果斷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也未有實時親身表態，更有以色列媒體流出消息指他曾在閉門會議中稱這是「美國事件」而不是「以色列事件」。

此外，美國如此出格的做法讓中俄兩國更有理由在中東事務上「仗義執言」。暗殺事件之後，伊朗和中俄保持密切聯繫。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表示美方的軍事冒險行為違背了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並重申反對使用武力和極限施壓；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則表示中俄立場「完全一致」。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俄很快便會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尤其是中國並無在中東替代美國的意願。但是，美國的錯誤決策突顯中俄在中東可能擔當的調解人角色。而且，北約及中東盟友皆與美國保持距離，配合美國在敘利亞戰場的失利與後撤，加上中東什葉派的普遍反美情緒，在「舉目無親」的形勢下，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挫敗，更可能是其全球性戰略潰散的先聲。

誤判四：挑動戰火無助選情

特朗普一直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贏得連任，為此，本該在第一任期拼經濟的他，在貿易上開闢了多個戰場，現在又在軍事上不惜挑釁伊朗，甚至有些孤注一擲為此開戰的意味。在他看來，發動空襲併成功擊殺對手，一方面能顯出自己並非弱勢的領導人，另一方面可緩衝彈劾案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意思的是，1月2日，美國霍士新聞網發表文章預測2020年的大事件，其中就包括特朗普將發動與伊朗的戰爭，並將獲得連任。

從選戰的角度來看，蘇萊曼尼被殺後，特朗普的支持率的確有所上升。美國《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調查顯示，支持特朗普下令擊斃蘇萊曼尼的美國人約有43%，接近一半。特朗普兩年前下令讓美國導彈襲擊使用化學武器的敘利亞空軍基地後，其支持率也稍有上揚。歷史經驗也證明這種招數有效：無論是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還是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時任總統的支持率都得到了顯著的提升。「911」恐怖襲擊及之後的反恐戰爭，也讓小布殊（George W. Bush）的支持率創下任期內的歷史紀錄。

然而，這種「以引戰救選戰」的「鐵腕強人」策略，只有效於短時軍事打擊行為，而非大規模長期的地面軍事戰爭。美國民眾向來反戰，近日社交網絡一則「強制徵兵」的假消息就已激起恐慌；美軍此次暗殺行動後，美國各地也爆發了80多場的反戰示威。

從暗殺行動後特朗普呼籲「擁抱和平」的態度轉變來看，他也不希望美伊局勢持續緊張並引發戰爭。即便是支持他的共和黨人也擔心，一旦雙方任何一方誤判引發戰爭，必然會拖累共和黨選情，畢竟美國人最關心的依然是經濟問題。二十八年前，美國總統老布殊（George H.W.Bush）以海灣戰爭大勝謀求連任，不料卻被打着反戰旗號的克林頓（Bill Clinton）爆冷擊敗，成為少有連任失敗的美國總統，可算是前車之鑑。

從反對增兵中東、拋棄庫爾德、從敘利亞和阿富汗撤軍等，都可以看出特朗普不願打仗。但是，他「不打仗」的邏輯完全不顧是非與道德，甚至為了「不打仗」而無視國際法，編造莫須有的罪名。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刺殺蘇萊曼尼以取代傳統戰爭，開了一個先例，其他國家甚至可以效法美國，以各種理由刺殺有政治利益衝突的別國領導階層。這種對於國際法的蔑視，也將後患無窮。

歷史人物和不同時期的領導人對整個國家的影響毋庸置疑。在國家危難關頭，領導者的一人之力甚至能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漸趨衰落的美國現正需要這樣的一個領導人，但扭轉美國頹勢的絕對不是空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他此次在伊朗問題上讓人難以理解的個人決策，已突顯出其戰略幼稚。

如果特朗普今年成功連任，這種決策風險很有可能持續不止。即使民主黨重新進駐白宮、坐鎮國會山，又免不了要將特朗普的「胡混」政策推倒重來，讓美國陷入本世紀前十六年小布殊和奧巴馬執政期間的來回擺盪，不斷困於「破壞與修復」的惡性循環當中。美國自身困於惡性循環尚不要緊，可惜美國的一舉一動系及全球，各國也不能置身事外，特朗普激起的伊朗危機只可算是國際政治常態中的一場短暫風波。

上文節錄自第19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13日）《先斬伊朗大將後擁抱和平　特朗普四大誤判盡顯》，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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