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伊朗將領一無所獲　為何特朗普的行為難以理解？

刺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軍」（Quds Force）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後，面對伊朗要「親手報復」的言論，特朗普以「破壞伊朗歷史文物」的戰爭罪行作出威脅，希望震懾伊朗。不過，在其刺殺決定一無所獲之時，此等威嚇似乎是出於其對「平息事件」的渴望，多於讓事件進一步升級的企圖。不過，伊朗於當地時間周三（1月8日）清晨向兩處駐有美國的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動飛彈攻擊，當中更包括特朗普2018年曾到訪的阿薩德空軍基地（Al-Asad Airbase），升級也許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雖然美國早在2011年將蘇萊曼尼列為恐怖分子，然而出於其「聖城軍」指揮官的身份，以及他在國內權力結構中舉足輕重、「直通最高精神領袖」的地位，加上時任總統奧巴馬一直想改善美伊關係，美方一直不敢對蘇萊曼尼採取任何行動。

不少人認為，特朗普此次擊殺蘇萊曼尼，是為了本年的大選作鋪墊，一方面可以蓋過「通烏門」彈劾案的聲勢，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他締造「為保美國人民生命安全不惜任何代價」的愛國強人形象。

國內影響　禍大於福

此舉確有局部成功之處。周一（1月6日）前白宮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表示願意參加參議院彈劾聽證的「大新聞」，在媒體上只能排在眾多伊朗報道之後；而且，上周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被示威者圍攻的事件，也未有發展成2012年利比亞班加西美國大使遇害事件一般。

在民情方面，根據YouGov在1月3日至5日進行的民調，有43%受訪者支持刺殺蘇萊曼尼的行動，而反對者則只有38%。可是，根據路透社在6日至7日進行的民調，有53%受訪者不滿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的處理手法，滿意者只得37%。

觀乎以往美方高調刺殺「恐怖分子」的歷史，諸如去年10月底的伊斯蘭國（ISIS）首領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2011年的阿爾蓋達組織頭目拉登等，其時幾乎沒有民調機構會去查問這些人應不應該被刺殺，而只會問總統在刺殺事件上是否應記一功。可見，刺殺蘇萊曼尼與此前的刺殺事件本質上絕不相同。

同時，在2011年，有76%受訪民眾認為奧巴馬可為刺殺拉登領功，而去年10月也有54%民眾認為特朗普可為刺殺巴格達迪領功。如果以上不同民調的數字可作比較的話，特朗普這次殺死蘇萊曼尼的做法，在相對不關注國外事務的美國，也不太受到歡迎。

美國國內輿論普遍將事件比作「他國刺殺美國國防部長」牽動美國民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民主黨在眾議院啟動限制總統戰爭權力決議案；而特朗普此舉形同「宣戰」——美國陸軍精銳部隊第82空降師已開始出發到中東地區——與他一直堅持撤出中東的做法大相逕庭，也使民眾焦點從特朗普的強項經濟轉向戰爭的可能之上。

配合去年9月民調指出有76%美國民眾反對向伊朗開戰，從這些角度看，這刺殺事件若不破壞特朗普的選情，已可讓他鬆一口氣。

國外「盟友」保持距離

國內選情難有所獲，國外更遇上災難性的挫敗。首先，伊朗繼美國單方面退出核協議後，再次在國際上奪得道德高地，而美國含糊其詞的「去除即時威脅」或「自衛反擊」論調也被聯合國人權專員公開挑戰。

其次，繼歐洲主要國家在伊朗問題上與美國分道揚鑣後，連中東地區的傳統盟友在刺殺事件爆發後，也不敢跟美國走得太近。

一向高舉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雖然孤身力挺特朗普「決定果斷」，然而從以色列國防部長的公開說法，至內塔尼亞胡本人在內閣會議流出的言論，也可見以色列的官方說法是「這不是一宗以色列的事件，而是美國的問題」。

另外，與伊朗向為死敵的沙特也只敢表示希望各方克制，並沒有表明支持特朗普的刺殺決定。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消息，沙特副國防部長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時，就強調沙特「不想區內再生混亂」，表明「沙特曾經是攻擊目標，而且有可能會再成目標」。

更嚴重的事，美國入侵伊拉克16年來，耗損5,000名美軍性命、花費一萬億美元軍費，在特朗普的刺殺行動下，竟換來伊拉克民情大舉靠向伊朗、其國會更決定要趕走美國駐軍，美國多年來的「付出」可算是「付諸東流」——雖然特朗普要求伊拉克先行「支付空軍基地興建費」，又以制裁威脅，不過除非特朗普準備好再次揮軍伊拉克，今天其以支援、訓練性質為主的駐軍實在難以不退。

為何特朗普如此「難解」？

外界看到特朗普這次驚人誤判之後，都覺得難以理解。有說指特朗普是因為看到電視上大使館被圍攻的畫面一時震怒而下錯棋子；也有言論指這是蓬佩奧等政客為「日後」有可能爭取猶太選民和美國福音派支持而極力遊說特朗普的「成果」。

對特朗普決定的類似解釋，我們已是耳熟能詳。它們屬於「解釋特朗普」的兩大派派：一是「情緒派」，萬事皆出於特朗普的情緒反射；二是「讒言派」，將任何特朗普的決定，都解釋為誤信旁人意願的結果。

這兩派的解釋也並非沒有道理。不過，對於特朗普的種種驚人決定，最值得解釋的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會覺得他的決定難以理解。就此，我們可作兩個解釋。

首先，特朗普之所以下某個決定的目標，很多時候並不明確。其次，就算其目標明確，我們也很難看出其決定與其目標有何關連。例如在此時、此刻、此地殺死蘇萊曼尼，並不會讓伊朗重回談判桌上、不會改變區內局勢（包括伊拉克境內）、不會打擊伊朗的軍事實力、不會讓伊朗放棄發展核技術、不會使伊朗貿然放下對以色列的對抗態度、不會使伊朗人民對美國的觀感變好，也不會導致伊朗出現政權更替（反而有助團結伊朗民情）。

看不清特朗普的目標，也看不清其行動與其目標有何關係，意圖解釋特朗普的評論者，很多時候就會變成「選情派」或「私利派」，將任何特朗普的行為解釋成「只為國內選情」的操作。然而，對於原來不太關心外事的美國人而言——根據10月的一項民調，認為外交政策最為重要的受訪美國人只佔總體的1%，雖然蘇萊曼尼事件爆出後，此數大有上漲——將特朗普的所有對外政策理解為國內選情的操作，很多時候也似乎甚為牽強。

根據美國哲學家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想法，凡是理性的，都可以被理解，我們遇到一樣我們原先以為是理性的東西，然而想盡辦法也不能理解它的時候，它很可能根本就位處理性之外。特朗普的種種難解行為，也許正是這種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