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使館何以遭敵視　伊朗人質危機勾勒的啟示

美軍在2019年12月29日轟炸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中的真主黨旅基地，以及2020年1月2日炸死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al-Soleimani）的風波，已引發美國、伊朗和伊拉克三國之間的激烈齟齬。伊拉克議會於1月5日通過要求所有外國軍隊撤出的決議，但美國悍然拒絕，結果引發伊拉克社會更激烈的反彈。自1月4日有火箭襲擊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和美軍基地以後，1月5日又有三枚火箭射向美國使館所在的「綠區」（Green Zone），美國使館因此敦促自家公民盡速撤離伊拉克。

美國使館因其政治象徵，一直是當地人民憎惡或恐懼的代表。早在美軍攻擊真主黨旅基地後，不滿美國的伊拉克人民便於2019年12月31日，高喊着「美國去死」（Death to America）的口號包圍美國使館，美國國防部長埃思珀（Mark Thomas Esper）也立刻宣布授權增派750名士兵赴伊，企圖以強勢武力帶來震懾效果。

儘管2020年1月1日示威群眾便逐漸離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萊（Mark Alexander Milley）還宣稱：「我們對使館完整性的強大非常有信心，而且從根本上不可能被任何人侵擾，那裏有充足的戰力，空中與地面皆然，任何人若打算要侵擾就只會衝入嗡嗡聲（run into a buzz saw，借指槍聲）裏」，但這仍難以不讓媒體與學者聯想到1979年美國駐伊朗使館人員遭脅持、以及2012年駐利比亞班加西使館被襲的事件。何況伊拉克示威者們咒罵美國是「大撒旦」，這與1979年衝入美國駐伊朗使館的憤怒群眾所喊的口號如出一轍。

對比四十年來美國在中東的形象變化，將令人發現除了更多的民主口號與更多的狂轟濫炸之外，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伊拉克人民不過是在延續當年伊朗人民同樣的怒火。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是針對巴列維國王（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年）高壓獨裁與過度親美的總體爆發，但美國事前毫無察覺，依然一味滿足巴列維的所有要求，好讓其推行「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引入西方資本主義、以及充當抵禦蘇聯的「中東警察」，完全沒顧慮在王室與美國的雙重剝削下，伊朗民怨正宛如即將煮沸的水衝開鼎鑊。

1977年，標榜「人權外交」的卡特（James Earl Carter）就任美國總統，但他對人權的關愛顯然沒關照到伊朗。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2017年）甚至聲稱，即使巴列維出動軍隊鎮壓人民也該支持，畢竟伊朗的戰略地位太重要；而國務院則建議應讓民主人士取代巴列維王朝，但美國利益照樣不能割捨。這些意見，無非徹底揭露美國在道德高地下隱藏的真實企圖，更顯現美國隨時準備接納新的親美政權的陽謀。

因此當霍梅尼（Sayyid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年）準備回國推翻巴列維王朝前，白宮曾一度與之秘密接觸，希冀其掌權後不要改變伊美關係。結果當霍梅尼舉事成功後，美國一面希冀伊朗新政府遵守約定，一面又拒絕給予正式承認，同時又允許巴列維流亡到美國，這頓使伊朗人民更怒火中燒。畢竟革命本就是為了維護獨立自主，結果美國反而同意收留國家公敵巴勒維，豈非干預伊朗內政？再加上伊朗激進神權派不欲世俗派向美國示好，因此遂釀成3千多名群眾在1979年11月4日衝入美國大使館脅持66名工作人員、要求引渡巴列維回國受審的人質事件。

翌日，霍梅尼表態支持群眾的行動，並宣布廢除1959年簽訂的伊美雙邊軍事協議，這時卡特政府才感到不妙。但美國仍以為伊朗新政府會像巴列維王朝一樣好應付，因此軟硬兼施，既派出特使、甚至央求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祿二世（Sanctus Ioannes Paulus PP. II，1920─2005年）出面斡旋，又派遣航母巡弋施壓與號召西方國家實施制裁，結果只令伊朗人民更憤慨美國的兩面手法，堅決不肯釋放人質。

最後無計可施的卡特，只能乾脆出硬手，於1980年4月發起「鷹爪行動」 （Operation Eagle Claw），派出特種部隊駕駛直升機與運輸機秘密侵入伊朗境內營救人質。沒想到侵入後不久就因碰上沙塵暴導致3架直升機故障，最後緊急取消行動。不意撤離時，又發生直升機撞上運輸機爆炸導致8名美軍死亡的事故，令卡特面上無光。最後趁兩伊戰爭爆發、巴列維客死於埃及後，美國才願意聽從霍梅尼的條件，承諾不再幹預伊朗內政並取消對伊朗的財產要求，霍梅尼這才在1981年1月釋放所有人質。

然而，美國雖從此至今對伊朗抱持強烈的敵意，但也沒放棄重返伊朗的念頭，畢竟伊朗資源豐富、人口眾多，是中東大國，若能掌控的話將是個有力的走卒，何況伊朗太積弱的話也不利圍堵蘇聯。因此美國既在兩伊戰爭中提供軍火和資金給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1937─2006年）打擊伊朗，又同時向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悄悄叩門，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年）政府暗中表示願意販賣武器，最後雙方在1985年透過以色列飛機轉運。顯然，意識形態之爭不過僅是地緣利益衝突的幌子。

接着美國中情局再利用這筆交易的回扣，轉手支持尼加拉瓜叛軍。在這過程裏，美國甚至施壓台灣也捐輸200萬美元給中情局的白手套湖泊資源公司（Lake Resources Inc），再連同伊朗回扣交給尼加拉瓜。這種迂迴的牽連，凸顯美國恣意擺佈第三世界以求利益的心態，伊朗、尼加拉瓜和台灣，都只是美國主導的秩序裏的小棋子。結果這項秘密交易於1986年曝光，成為讓里根政府大失顏面的「伊朗門」醜聞（Iran–Contra affair）。不過美國對外國或明或暗的干涉，仍舊未因此中止。

正因美國長期以來如此的片面干預，才會使得伊朗、伊拉克、以及眾多第三世界國家憤恨不已，並將守衛森嚴、內部儲備又豐富到與駐在國天差地遠、象徵帝國主義的美國大使館視為眼中釘。而白宮對這些民憤置之不理，反加諸「暴民」或「不民主」的蔑稱，只想着如何伺機攫奪政治與經濟利益。

更諷刺的是，美國不肯正視使館被圍和政府遭痛恨的成因，反而還拿伊朗與利比亞使館的事件拍成電影（《Argo救參任務》（Argo）與《13小時：班加西無名英雄》（13 Hours: The Secret Soldiers of Benghazi）），在扭曲的愛國主義裏收穫充沛票房，同時形塑美軍的「正義性」，實可謂資本主義和美式霸權的雙重勝利。所以，只要美國一日不放棄干涉他國內政的政策，美國使館、美軍、甚至美國公民，就一日沒法不面對受害者的憤恨還擊，新的人質危機指不定會在哪個國家重新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