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發難：全球化是食利資本主義的替罪羊

美國正在醖釀一場新的危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在用對全球的貿易戰和制裁措施給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帶來新的風險。

據悉，特朗普加徵關税的額度總計已高達720億美元，關税貿易戰成為1993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加税行動，佔年度GDP的0.34%，抵銷了部分政府減税的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全球經濟在2020年將損失7,000億美元。

然而，美國似乎早已決定對經濟專家的種種警告不予採納，特朗普也沒有要停止向全球「發難」的迹象，貿易戰仍是愈演愈烈。

2019年末 貿易戰打擊面再擴大

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已然達成，只待近期內簽署，暫時「解決」美中貿易的特朗普，也得以放開手腳向他國展示貿易戰手腕。

12月2日，特朗普突然在Twitter表示要重新向阿根廷及巴西兩國徵收鋼鋁關税，原因是這兩國貨幣大幅貶值，「對美國農民不利」。此前巴西和阿根廷已經因為關税威脅同意了美國關於鋼鋁產品配額限制的要求。

同日，特朗普向法國和歐盟威脅關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議針對法國的數字服務税向24億美元的法國產品加徵最高達100%的關税。法國的香檳、奶酪和酸奶等產品都可能受到影響。10月，美國已經對法國紅酒加徵了25%的關税。

此前，美國有消息人士曝出特朗普正考慮對歐盟進行新的貿易調查，有可能啟動「301」調查。這對美歐貿易的打擊比此前的「232」調查更大。

美國對日本和歐盟的汽車關税仍在炒作，美墨加貿易協議（USMCA）的修訂版雖然已經完成但還需美國國會通過，對中國1,600億美元產品是否加徵關税還在等待特朗普「拍板」。

就在貿易戰有擴大之勢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又因為美國的一票否決而正是陷入停擺，從12月11日起無法運作。因此而無法審理的案件之中，有7件是針對美國提出的糾紛。

中國和歐盟均表示這是對估計貿易體系的嚴重打擊。然而分析人士則認為，對美國來說WTO「熄燈」更有利於特朗普繼續使用關税「大棒」的威脅。

美國並非全球化的「受害者」

種種威脅和發難，其實背後的邏輯都一樣，就是全世界佔了美國的「便宜」，特別是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製造業中心轉移，特朗普說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似乎很合理。

關於美國「重建中國論」和「美國吃虧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已經在12月4日記者會上進行了駁斥。不可否認，外資投入是中國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但是說中國全球第二的經濟體量、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自主科技取得的成果都是美國「重建」的結果，的確可笑。何況，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調查發現97%的美國受訪企業認為跟中國做生意是盈利的、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鉅額利潤，都讓「吃虧」一說無從談起。

美國感到「吃虧」的心理也不難理解，畢竟全球眼看中美綜合實力差距的減小，世界經濟引擎已經在東方，工業「鏽帶」失去競爭力。但是美國的產業空心化、製造業崗位的流失、貧富差距的加大、金融危機的陰影，這些都是全球化造成的嗎？

此時英國評論家的沃爾夫（Martin Wolf）所做的判斷是值得思考的，也有助於理解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就是「西方世界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讓每個人都有理由相信他們可以分享利益，而現在食利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所謂「食利」，是指社會上以依靠存款、閒置資本、專利和著作權，以及專靠持有有價證券以取得的利息、股息為生的人形成的食利者階層，這一階層最終完全脱離企業的生產過程和經營管理，拖累社會的生產能力。早在凱恩斯（John Keynes）時期這一階層就被批評，因為食利階層創建的體系既沒有效率，也不利於社會公平，他希望看到這個階層的「終結」。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潮興起之後，凱恩斯主義被拋棄，上世紀7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體制再度向食利體系靠近，其中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用「滴漏效應」（Trikle-down Theory）論證給富人及企業減税可惠及所有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同時，隨着金融業的快速發展，「股東利益最大化」成為企業經營的最終目標，自然讓食利階層更加壯大。

這個過程中，全球化的進程的確提供了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更大的市場、更便捷的避税渠道，給西方行業壟斷的形成、金融泡沫的累積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西方社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仍然是因為食利階層利用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自身缺陷，而不是外部原因造成。某種程度上說，經濟的全球化甚至為西方承擔了一部分的風險，美國幾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的波及就是如此。

刀口向外的政治紅利

沃爾夫認為，把矛頭指向全球貿易和移民問題並不能解決問題，西方最應當採取的措施是針對食利資本主義的改革。也就是說，需要建立機制來限制享有特權的個人和企業向他人榨取大量租金。這一進程必須要有政治力量的介入。

然而，在當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這種改革很難受到歡迎，既得利益者阻撓的同時，已經被煽動的民粹情緒也對政府幹預有天然的抗拒。反而是把矛頭指向國外時，政客總是能得到很大的政治紅利，英國脱歐、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都是例證。

對美國來說，發動貿易戰已經不是第一次轉移國內風險的行為——二戰之後，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原因之一就是緩解國內的經濟衰退；上世紀60年代，經濟衰退中美國發動越戰，起到了支撐經濟的作用；70年代的滯脹危機開始後，美日貿易戰也隨之激化。如今美國把關税大棒指向全球，指責「不公平」貿易正好滿足了民粹情緒的需要。而美國在國內繼續量化寬鬆的勢頭，更是「治標不治本」。

「刀口向外」不能解決內病，只能延緩病情的爆發。要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當前面臨的難題，還是應當直面問題的本質，而不是拿全球化為制度漏洞作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