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峰會】馬克龍的妄言　法國人的恐慌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的年度峰會於12月3日和4日在英國倫敦展開。然而一如內部衝突愈發激化的七國組織（G7）峰會，此次北約峰會的氣氛也並不融洽。有人詼諧比喻，「法國不滿於美國和土耳其，德國不滿於法國，特朗普最不滿於法國但也不滿於北約所有人，北約所有人又皆不滿於特朗普」，這固然是笑談，卻也頗為生動地展現出了北約內部的分歧。

這些分歧是早而有之的，但至少各方還努力地維繫着政治正確，維繫着組織和諧。而那位撕裂這層和諧外表，令各種分歧在此次峰會再難遮掩的人，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以及他不久前那句「北約已經腦死亡」的言論。

馬克龍的「妄人妄語」

10月底，馬克龍在接受《經濟學人》專訪時，以最為平靜的語氣講出了最為激進的話：北約當初成立是為了應對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而今隨着蘇聯的解體，北約已然成為「美國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歐洲購買美國商品以作補償」的跨大西洋關係，至少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人是這樣審視北約的。馬克龍繼續說道，法國絕非為了這種合作關係而加入北約，「北約已經腦死亡，一邊是美國獨自做戰略決策不與盟友協調，一邊是土耳其自顧自地發起攻擊性行動……雖然北約依舊能有效指揮軍事行動，但在戰略和政治維度，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下的問題」。

自從該專訪於11月7日刊佈，「北約腦死亡」就成為了各方聚焦的核心詞，並在過去一個月內引起了眾多政界人士的口誅筆伐——以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為例，她先在馬克龍該言論刊佈後第一時間發表批評與不認同，遂又在11月27日德國聯邦議會一般性辯論演講中談及北約的意義，表示現在歐洲僅靠自己無法自衛，德國為北約承擔更多責任都是正確的。

然而，據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報道，「許多歐盟官員私底下都認為馬克龍的抱怨大抵正確」。事實上，不少歐陸小國之所以加入北約，也確實是為了獲得軍事安全保障，而近年來的北約峰會也確實一直糾結於軍費等問題，而在戰略決策維度缺乏協調。

不過，無論是出於觀點差異或是對美國的顧忌，各北約成員國都選擇了更為圓滑的措辭。唯有這素有自負名聲的馬克龍，再度擺出了孤傲的一面。詭譎的是，人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如果說歐洲各國中有誰最可能站出來說這種「不中聽」的話，那也就只能是法國了。

回望這一切紛爭的源頭，那場10月底的《經濟學人》專訪，馬克龍在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中，與記者侃侃而談一小時有餘，從防務、歐美關係、5G、歐俄關係一直聊到政制模式和歐盟（EU）整合，「北約腦死亡」絕對不是重點。從該專訪中，人們能明顯地看到他對橫向的現況以及縱向的前景之審思，而貫穿全文的，則是他對法國乃至歐洲獨立自主的追求。

這對法國而言並不新鮮，畢竟自五十年前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開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統們便秉持着同樣的獨立自主的思維。

固執的戴高樂 堅定的繼承者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童年玩伴、先後擔任駐英、駐蘇大使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無論到哪裏都受到恭敬的接待。在英國，他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於鄉下別墅閒談；在蘇聯，他與史太林（Joseph Stalin）長談於克里姆林宮。可是據哈里曼在回憶錄中寫到，他曾與戴高樂同乘飛機，戴高樂對他愛答不理，倆人幾個小時裏竟然聊不到三句話——戴高樂就是這樣一個孤傲的人，這種性格也讓他的從政之路較為坎坷。

1944年，榮歸巴黎的戴高樂本以為可以領導法國走向復興，但是很快便因不諳政治鬥爭，被第四共和國老練的政客們排擠，被迫於1946年憲改公投失利後辭職，一隱居便是十二年之久。到了1958年，第四共和國在越南遭受奠邊府戰役慘敗，在中東的蘇伊士戰爭草草失敗，阿爾及利亞也開始獨立運動，在國內各政客更是沉溺於權鬥。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抓住了這個東山再起的機會，把法國政制從頭開始重塑。

戴高樂還重塑了法國外交。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原子能法案》，標誌着美國核壟斷政策的確立，令直接參與美國核武開發工作的英國和加拿大心生嫌隙，更讓戴高樂「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加速獨立自主的核武開發，最終於1960年原子彈試爆成功；1964年，戴高樂又頂着美國的壓力，成為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西方大國；1966年，有鑒於彼時深陷越南戰爭和美蘇爭霸的美國，以「法國絕不能將其賴以生存的國防交予外國保護者，因為外國終究不可靠」為由，退出了北約指揮架構，只保留參與權，並大力發展陸海空三軍，以至於法國今天仍是北約唯一一個不在「核計劃小組」中的成員國，其核政策完全獨立於北約之外，更有歐盟少有的獨立健全的軍工工業。

很大程度上，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得到其繼承者們的延續。

面對迫不及待想要緩和美法關係的美國，法國前總統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一面欣然配合，一面保持軍事和外交獨立，乃至於1973年9月以身患癌症之身成為首位訪華的在任西歐國家元首。另一位法國前總統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則畢生支持「歐洲合眾國」，於任內和西德總理共同主持起草《歐盟憲法條約》，倡議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為歐元奠定了基礎。從1981年執政到1995年的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國防、核武、對非關係、歐洲一體化和對英對美關係等問題上都一貫強調法國和歐洲的獨立，甚至在對華政策上不顧美國遊說，於1993年與中國草簽《中法聯合公報》，終止法國對台軍售。執政於世紀之交的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則堅持法德同盟，在美國獨大的後冷戰時期為法國及歐洲力爭一席之地，並在2003年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時在國際社會高調吹起反戰號角。

到了馬克龍時代，他在2017年9月發表歐盟願景演說中直言「當前挑戰生死攸關，曾保護歐洲蓬勃發展的海堤已被淹沒。我們只能沿着唯一道路前行：重新建立獨立自主、團結和民主的歐洲奠基」。為了這個願景，馬克龍提議2020年成立「歐洲軍隊」、設立統一財長和預算，並在環保和移民等諸多問題上進一步統籌規劃。這些願景和倡議固然甚難落實，卻反映出馬克龍不願「居人籬下」，追求法國人和歐洲人自己「當家做主」的執念。

這種對獨立自主的孤傲與執着，可謂是歷任法國總統一脈相承的特徵。

哲人的憂慮

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法國人總給人「傲慢」的印象。事實上法國人自己對此也不諱言，畢竟他們確有孤傲的資本。法國是歐洲未經歷文化斷層的最古老國家，其文化和語言對西方文化影響深遠，法文在一戰前的兩百多年裏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語言；現代民主國家的概念亦是根植於法國。撇除這些文化資本不談，當代法國嚴苛的教育體系和激烈的社會競爭，更是鞏固了「強者生存」的自傲心理。

或許也正是這種「容不得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才讓馬克龍向《經濟學人》發出「歐盟可能會從地緣政治層面消失」的憂慮。

他憂慮的是歐盟因經濟狀況而「南北分歧」，因移民問題而「東西分裂」，這兩個問題又讓歐盟各國變得愈發難以治理，以至於選舉組閣困難、少數黨政府執政愈發成為普遍情況。而當馬克龍念及這些歐盟的危機，再聯想到國際地緣正愈發向「中美G2」轉移的趨勢，就更讓他擔憂歐盟競爭力式微，「如果我們不針對這些危機做點什麼，歐盟將很可能從地緣政治層面消失，或是至少不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正因這種富有哲學色彩的審思，馬克龍才一再聲稱「我們正經歷西方霸權的終結」，強調「自主戰略」，力推歐盟整合，乃至獨立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嘗試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深化與中國的合作。

很多人會說，「法國依舊做着不切實際的昔日大國夢」，但是在這深深的執念背後，或許是一種恐慌，恐慌的並非「今日的我只是昔日的陰影」，而是「今日的我遠未發揮潛力」。這不僅體現在法國人平時展現出的孤傲姿態，更體現在馬克龍的憂慮，以及他歷任前輩對法國乃至歐洲獨立自主的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