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協議存遺憾　中印「龍象相爭」從何而起？

11月初的這場東盟峰會最終事與願違，各方期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雖然獲得了突破性成果，也即15個成員國決定「一鼓作氣，在年底前完成少數遺留問題的磋商，儘快準備好可供簽署的完整法律文本，加快國內程序，確保協定在明年（2月的）RCEP領導人會議上正式簽署」。但是，印度最終決定先行退出。

至於印度退出的原因，還需看回中國。印方擔心一旦簽署RCEP自貿協議，中國的貨物將大量湧入印度市場，令印度企業和中小供應商大受打擊。這也讓「龍象相爭」的中印分歧論調，再次被拉回輿論場。

真實的報道　謬傳的逸聞

頗為詭譎的是，在10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前往印度進行非正式訪問期間，中印兩國本身的輿論並沒有太多衝突與摩擦。

在那兩日裏，莫迪在阿周那石雕、五戰車神廟、海岸神廟前與中國客人「共話文明對話互鑑」，談論「印中兩國跨越十幾個世紀的文明交流和悠久的歷史聯繫」。遍覽印度輿論，從《今日印度》到《德干先驅報》等各大媒體皆反覆談論兩國千餘年的交流，除了金奈的名人、中國佛教禪宗始祖菩提達摩（Bodhidharma）這種著名歷史人物，印度《克什米爾時報》甚至寫到「帕拉瓦王朝國王曾取得南中國的將軍封號」這種軼事。

儘管這有些偏離史實：唐玄宗開元八年，南天竺國王遣使往長安，除了進獻禮物，還要以「戰象及兵馬」為唐朝出征，藉以助唐帝國平定吐蕃及大食，唐玄宗為此「甚嘉之」，給這支軍隊取名「懷德軍」，並贈予唐朝官服。而後五代時期，後周王朝將江南降兵編為「懷德軍」。《克什米爾時報》所謂「帕拉瓦王朝國王曾取得中國南方地區的將軍封號」，應該也是由此而來。

這些或屬實、或謬傳的報道讓人驚奇地發現，印度輿論在談及中國時並非僅有疑慮，對於兩國的友好往來史，印方也同樣津津樂道。

印度民間輿論如是，中方亦如是。當中國人談及中印往來時，恐怕先浮現於腦海的更多是法顯、唐玄奘等高僧西行取經的故事——在漫長的中印歷史上，因受喜馬拉雅山脈的隔絕，兩國幾乎沒有任何衝突與分歧。

那麼，如今被全球輿論熱炒的「龍象相爭」究竟又是從何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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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的英國

事實上，中國與印度分歧的源頭就是近一百年內的事。而這，又不得不說英國。

20世紀初，由於擔心沙俄影響力滲入西藏，英國於1903年出軍並佔領拉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蒙古，留守的噶廈政府官員擬與英軍簽署《拉薩條約》，承認西藏為英國保護國的地位，這受到滿清政府的阻攔。1906年英國作出妥協，與清政府於北京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同意不佔領西藏、不干涉西藏政治，僅保留通商權益。

隨着清政府的覆滅，英軍於1912年出兵藏南，佔領達旺等地區。同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宣佈將西藏劃為內務部管理，卻招到英國的反對和警告。與此同時，十三世達賴喇嘛發佈《告同胞書》，西藏事實獨立。1914年，英方更與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召開西姆拉會議，約定若英國可促使中華民國讓西藏獨立，則西藏將認可「麥克馬洪線」，永久割讓藏南。該協議雖被袁世凱政府取消草簽，但中國也未能取回藏南的控制權。

待得獨立後的印度繼承英國殖民遺產，包括主張按「麥克馬洪線」劃分國境，這就造成了中國解放軍與印度在東段邊境藏南和洞朗地區，以及在西段邊境阿克賽欽地區的對峙。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拒絕了中方「以印度控制藏南地區換取印度承認中國對阿克賽欽擁有主權」的提議，並推行要求印軍突破己方實際控制線進行地方巡邏，並建立上百個據點。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為了獲取對敵心理優勢，決定主動進攻。

1962年10月20日黎明，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南疆軍區司令員何家產分別在東段、西段發起進攻，東段攻佔藏南和達旺地區，西段則驅逐數十處據點印軍，第一階段戰事結束。24日中方提出和談被拒，印軍開始集結增援力量，於11月14日（尼赫魯生日當天）發起東段反攻，不過僅兩天後即遭遇張國華部「擊頭、破腹、截尾」的戰術打擊，以大迂迴包抄重創了印軍精銳。為期一個月內的兩階段戰鬥期間，中國解放軍深入原印軍控制地區，以陣亡700多人的代價換取斃敵、俘虜印軍超過7,000人。11月21日，中國方面宣布次日起單方面停火，一個月後從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與印軍脫離接觸，基本恢復麥克馬洪線實控線。

那場戰爭的影響是多層面的。從現實層面看，它鞏固了中國對西藏的統治，迫使印度不敢再輕易嘗試在邊境問題上挑戰中國。另一方面，對彼時建國不久、致力於構建國民身份和民族自信的印度而言，也是頗為沉重的打擊，令其蒙上了延綿至今的心理陰影。

因此，印度之所以對中國缺乏政治信任，與英國殖民政府所導致的遺留問題，以及印度在構建民族自信的過程中遭受1962年敗績密切相關。這是中印戰略分歧的源頭。這也是為何印度在思索關乎尼泊爾、不丹、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克什米爾等政治地緣安排時，一直對中國抱有戰略懷疑。

北京的安撫　印度的回饋

可也恰因中印矛盾實則起源於數十年前的歷史糾葛，隨着印度在聖雄甘地、尼赫魯、莫迪等領導人的代代努力之下，印度已然逐漸擺脫殖民時代被強加的國民身份，構建起一個現代的、得以凝聚全國民心的國家認同感。在面對外交問題時，今日的印度不再是昔日那個「需要展示強硬對外立場」的印度。而「英國因素」縱然還有其遺留的問題，卻也不再是影響中印關係的因素——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中印已經有了跨越所謂「中印分歧」的政治基本盤。

在面對邊界糾紛的問題上，兩國已經逐漸尋找到「擱置分歧」的方法：將可能爆發的「爭端」維持在「事端」層面，以撤軍和對話等技術手段處理。無論是新德里還是北京，都已經認識到中印關係對兩國的重要戰略意義，穩定兩國關係是兩國政府必須面對的一項挑戰。這從習近平與莫迪今年10月的非正式會晤的安排便可見一斑。

考慮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往中國領導人出訪時都十分謹慎地連帶着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起訪問，可是習近平在兩次出訪印度的行程中，不僅沒有採用連訪，還在2018年的武漢非正式會晤後，逐漸形成了與莫迪非正式及正式訪問交替的互訪「機制」，2020年莫迪還將再次訪華，舉行第三次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

放眼中國外交，除了中俄的特殊雙邊關係有一定可比性以外，習近平和莫迪這種定期互訪的非正式會晤機制是絕無僅有的。

10月14日，印度外交部在「金奈習莫會」的聲明中概括：「雙方領導人在友好氛圍中就全球和地區的長期戰略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彼此分享各自治國理政經驗和國家發展大計，以積極姿態評估雙邊關係走向，討論了如何在全球舞台深化兩國關係互動，彰顯重要作用」，兩國要「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相互借鑑，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實現中印兩大文明偉大復興」。

過去數十年間，中印都相互將對方視為區域性大國，而當習莫兩位領導人現在共同表示中印是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大國，相互討論國家發展大計和全球治理之時，兩國都已經將對方放在了「超級大國」的水平。

從這個維度上思索，雖然「金奈習莫會」作為一個非正式會晤，沒有具體成果，但兩國卻獲得了更重要的戰略共識，並且為未來幾年打下了平穩的高層意見交換機制。雖然印度此次未加入RCEP，但亦是主要出於國內政治壓力考量。中印或許也已然邁過了「龍象相爭」的核心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