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示威得償所願　難題隨踵而至

經過兩周的連續示威，曾經被視為國家英雄的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終於黯然辭職；示威令本來互不往來甚至相互敵視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什葉派及遜尼派民眾團結起來，共同向「權貴」施壓，打破了該國的政治邏輯。只不過，激發大批民眾上街的黎巴嫩經濟和債務問題，卻依然難有解方。

哈里里這個名字上一次在國際媒體中廣泛出現，還是2017年11月。當時身為黎巴嫩總理的他忽然現身沙特阿拉伯，宣布辭去總理一職，同時狠批伊朗操縱真主黨試圖暗殺他。這樣離奇的劇情令大部份黎巴嫩人相信，總理正被沙特扣押，不得不「被辭職」。當時貝魯特的大街小巷，四處都是「哈里里我們與你同在」的海報；無論是遜尼派、什葉派或是基督教徒，大多期盼自家總理平安歸國。直到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飛往沙特斡旋後，哈里里終於能重返貝魯特履行職務。

但短短一年後，物是人非，原本受萬民擁戴的總理忽然間成為眾矢之的。10月17日起，由於不滿政府新增包括煙草、通訊軟件使用在內的多種稅項，大批群眾走上街頭示威；加之近年黎巴嫩經濟不景，人民生活質素低落，示威訴求很快由針對「WhatsApp稅」，轉向要求政府下台及全面政治改革。

黎國經濟積重難返

黎國經濟積重難返早在示威初期，哈里里政府也想過「懷柔政策」。由於民眾反彈巨大，政府在公布增稅措施當日便即撤回方案。10月21日，示威者發起全國大罷工後，哈里里政府為平息民怨，曾責令數名內閣成員問責下台，並宣布總統、部長和國會議員大幅減薪一半，以圖安撫國民的被剝奪感。此外，哈里里亦說服基督教和真主黨盟友支持其經濟改革方案，包括將電訊業私有化並改革供電制度，取代擬定增稅項，彌補政府赤字；政府亦要求銀行調撥33億美元，支援政府。

然而，一系列措施仍未救回哈里里政府。21日之後，示威非但未有停止，參與人數反而愈來愈多，示威手段也一改初期「衝擊模式」，轉向手法更為豐富的嘉年華模式。深知難以取信於民的哈里里終在上周二（10月29日）辭職落台。

用「積重難返」形容哈里里面對的局面再合適不過。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時，黎敘兩國簽署的《經濟和社會合作協調》協議仍生效，敘利亞人可免簽證進入黎巴嫩，並獲得居留權。戰爭爆發初期，黎巴嫩政府錯誤估計局勢，認為入境難民數目可控，但到了2014年初，境內難民數已達95萬人，佔全國總人數六分之一；難民出逃路線也已逐漸定型，再收緊政策亦無濟於事。最高峰時，黎巴嫩境內約有150萬名難民，同區域僅低於約旦收容的270萬人及土耳其收容的250萬人；但這兩國家經濟及人口體量均遠超黎巴嫩，不可同日而語。受難民危機影響，黎巴嫩額外增加了約20萬貧窮人口及25至30萬失業人士；加之黎巴嫩約有千萬人口移居海外，是留在本土的黎巴嫩人數量兩倍，大量中產階級和受教育人士選擇移民海外，令國內經濟困難更為嚴重。

如果只有難民問題，黎巴嫩情況或許還不那麼糟，但長期「借貸發展」模式面臨外部環境衝擊時，便經不起任何考驗。上世紀九十年代黎巴嫩內戰後，該國便走上依賴外債的道路，但隨後的大部份時間該國「大亂未停、小亂不止」，先後與以色列、敘利亞陷入武裝衝突，國內三大勢力亦常對立，令所借債務未能投入到發展經濟。2008年黎巴嫩各方簽署《多哈協議》達成政治安排後，政治局勢開始穩定，GDP連續數年保持8%左右增長，但到2011年難民危機後又陷入停滯。

如今，黎巴嫩公共債務佔GDP比例已達到150%；即使在去年的CEDRE（為黎巴嫩大型投資籌集資金的國際會議），黎巴嫩獲沙特、美國、俄羅斯、卡塔爾等國承諾提供110億美元援助，但仍無法填補短期到期債務漏洞。今年8月，信用評級機構惠譽更將黎巴嫩主權債務評級調降至CCC的「垃圾級」，這也最終促使哈里里政府被迫推出一系列撙節和開源措施，引發如今危機。

黎巴嫩的困境不該由哈里里一人承擔；不誇張的說，即使哈里里此時下台，也難改變黎巴嫩經濟陷入「撙節開支—經濟成長停滯—財政收入減少」的惡性循環。隨着黎巴嫩債務水平繼續攀升，本國貨幣繼續貶值，人民生活質素持續下降幾乎成為定局。屆時，離開街頭的抗爭者必然還會回來。

因禍得福：族群問題暫時弱化

不過，黎巴嫩面對的也不只有愁雲慘淡，至少在嚴峻的經濟問題前，黎巴嫩示威者們打破了過往族群和宗教藩籬。黎巴嫩500萬國民中，信仰基督教人士佔四成，其中以馬龍派為大宗；另各有27%國民分屬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黎巴嫩建國後，教派衝突成為該國政治的主旋律；最嚴重的情況發生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於大量巴勒斯坦難民進入黎巴嫩，令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群體間的平衡被打破，從而引發內戰。

過去的戰爭歷史，更令黎巴嫩社會實質已被部落化，不同群體間互不信任，少有交集，從而培養出自己的文化教育體系。由於內戰後的《塔弗茨協議》規定黎巴嫩總統、總理和國會議長需分別由基督教、遜尼派及什葉派人士擔任，令不同教派在政治上亦形成「小圈子」。

黎巴嫩的宗教團體皆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和贊助網絡，其裙帶關係植根於社會每個角落；相比起內戰時期，不過是軍閥變成了部長。不僅是商界菁英需要與宗派領袖靠攏，民眾亦依賴其領導來獲得公共服務。至於中央政府，或是國民跨族群的團結意識，都格外薄弱。

不過，今次抗爭主體聚焦民生和經濟，卻打破了昔日的社會界線，把遜尼派、什葉派、基督徒和德魯茲人，貧窮和富裕階層，以及城鄉居民連成一線。每個群體都意欲撼動自身圈子的政治秩序—遜尼派想推翻哈里里、基督徒就針對總統奧恩（Michel Aoun）、而什葉派則不滿真主黨和國會議長貝里（Nabih Berri）。換句話，民眾對建制的不滿，已是全面認為所有政客皆是「天下烏鴉一樣黑」。就算是在什葉派群體中有極強號召力的真主黨，為保住盟友哈里里，攻擊示威由「西方勢力策動」，呼籲支持者回家，亦無濟於事。

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不少西方媒體，將黎巴嫩今次抗爭形容為「阿拉伯之春再燃」。不過，阿拉伯之春時示威者着重民主化、權力分配等政治訴求，今次示威卻因經濟問題而起，兩者有巨大差異。當年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敘利亞伊斯蘭勢力等宗教勢力藉運動獲取政治地位的情況亦未發生，反而是全民團結弱化教派作用。從任何角度看，今次黎巴嫩示威都史無前例，而非過去運動的翻版。

政權真空危機重重

然而，促進國家團結只是運動的副產品；哈里里下台，也只能紓解民怨，難令黎巴嫩走出困局。反而是黎巴嫩當下的政治真空，卻帶來更大的麻煩。根據黎巴嫩憲法，現任政府需在新政府成立前看守，而哈里里去年3月贏得大選後耗費近八個月時間才組閣成功，可見在黎巴嫩各派勢力分立情況下達成共識之困難。然而，無論是同海灣和西方國家商討援助細節，或是面對即將到期的債務，一個看守政府都遠不足夠的。

與此同時，敘利亞國內各政治勢力都同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一直以來，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勢力都希望獲得更多財政和軍事話語權，從而對南面鄰國以色列產生威脅，但這樣的政策勢必令期望遠離動亂的基督教群體不滿。接替哈里里的遜尼派領袖，又能否和他的前輩一樣「硬頸」，不對沙特強勢控制就範，仍未可料。

過去數年，儘管黎巴嫩內部政治時有衝突，但哈里里作為溫和派，又繼承其同為首相父親光環，至少可令國家團結，減少區域勢力插足機會。但過去一段時間，無論是穆罕默德王儲強勢的對外政策，或是波斯灣頻發的襲擊，都令該國地位更加危險。若政治真空持續，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代理人戰爭或許將重回黎巴嫩；而這也是黎國各方最該警惕的。

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黎巴嫩示威得償所願　難題隨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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