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最大鷹派被炒】須有一場對極端主義的聲討

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周二（9月10日）清晨「被辭退」的消息，引來各國熱議，亦令美國自由派媒體一致歡騰——這位好戰者（war monger）向來不受美國政壇的歡迎，《華盛頓郵報》甚至不留任何顏面，直言博爾頓的遺產是「混亂、功能障礙及毫無任何有意義的成就」。

面對這番「輿論歡騰」，博爾頓第一時間於Twitter發佈的那句「是我昨晚主動遞交的辭呈，總統當時說『此事明早再議』」，就更讓他成為世人進一步嘲笑他的把柄。然而在落寞和忿恨之餘，博爾頓本人的感受或許更多的是失望與心揪。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回望2018年4月，他被特朗普選中，接替離職的老將軍麥克馬斯特（H.R. MacMaster）出任美國國安顧問，因自身的激進主張和乖僻性格而被世人唾棄數十年的博爾頓，在欣然接受任命的同時，想來也曾心想，自己終於遇見一位理解且欣賞他的總統，迎來了施展理想的機遇。

而在這場歷時17個月的黃粱之夢後，博爾頓失望的恐怕不只是「那個原以為賞識自己的總統一再於暗地中與自己鬧矛盾」，而是自己再無機遇落實自己的拳拳報國之心，更是他所鍾愛的美國難逃衰落的前景。

與各國政壇常見的、精於投機的利己主義者不同，數十年理念未改的博爾頓，確是一位忠於自己理想和信念的人。他是真的相信美國需要徹底圍堵並最終擊潰伊朗、朝鮮、委內瑞拉等「與美國模式相左的政權」，他亦是真的相信，面臨如今再臨變革的世界，美國應該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軍事、經濟、輿論優勢，鞏固霸權。所謂「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或許是對博爾頓心態最貼切的描述。

然而這種乖張激進，訴諸暴力，且不聽他人勸阻的極端主張，也正是博爾頓再度墜入低谷的原因——如果說，偏激而固執的思維、乖僻的性格、乃至特朗普政府混亂的人事情況，是博爾頓被辭退的原因，那麼美國主流輿論之所以對博爾頓嗤之以鼻，則是因為美國社會已然愈發認識到，窮兵黷武的政策只會為美國帶來災難。正如原共和黨、現獨立黨派聯邦眾議員阿瑪什（Justin Amash）所述，「我希望總統的下一任國安顧問專注於確保和平，而非擴大戰爭」。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博爾頓的故事是令人唏噓的，是不值得人們同情的，不過卻發人深省：當今天人們嗤笑博爾頓的頑愚，批評他的極端主義，何不審視己身，看看有無同樣的問題。

危險的極端主義

步入21世紀，社會價值觀逐步改變，科技帶來動蕩的變革，全球化的趨勢帶來移民、難民、財富分化、就業轉移等一系列全新挑戰。面對這樣的情況，美國右翼部分人士以民粹、宗教等維度發起極端保守的主張，政界軍界部分人士試圖簡單粗暴地以美國的硬實力解決問題，這些固然是行不通的，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但站在對立面的「凡右必反」，無原則地支持多元化、全球化，空喊和平主義、環保主義口號的另一種極端人士，難道不也是走入了極端主義的死衚衕？

美國如是，世界又何嘗莫如是？120年前滿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和眾多國民「逢洋必殺」的極端行為，是釀就庚子國難的直接原因；1950-1970年代國民對「反封建」的極端執念，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文化和人道劫難；璀璨的伊斯蘭文明在最近百餘年極端主義的肆虐下，不僅自身變得更為保守、愚昧，令中東及非洲多國蒙受宗教戰爭之苦，更成為世界反恐鬥爭的主戰場；對利益最大化的貪婪追求，使得如今各國最聰明的一群人扎入金融等領域，並將多國逐漸帶入產業空心化的現況，眾多政經問題相應而生。這樣的案例着實太多，不勝枚舉。

足以為戒的警訓

當下各國所面臨的政治難題並非「向左或向右」，而是如何避免極端主義：面對每一個時代的挑戰，一面積極進取，一面務實謹慎，把握其中的「度」，在現實和理想中尋找落腳前行之路，在「罵聲中有所堅持，在有所持的同時做到兼聽」，這本就是儒家往聖一再強調「中庸」、「無過無不及」的本意，是現代英美保守主義奠基人伯克（Edmund Burke）政見主張的核心，也是政治應有之義，是每一位政治家最艱巨的考驗。

其實，這個道理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明白，這就是「患病時既不能拒絕尋醫，也不能過度用藥」的道理。生活如是，政治亦如是。當人們尋求以極端的方式解決當下問題時，不僅是一種懶惰的行為，更是一種危險的行為。而對肩負着民生責任的為政者，面對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教訓，就更應該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