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回歸本質　談判桌上顯現歷史必然

7月底的上海談判過後，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踏入8月，中美貿易火花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8月9日）直言美國現階段不會與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做生意，更對原料將於9月初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談判大潑冷水，指如談判未能舉行的話「也很好」。

如果從去年7月6日美國首向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貨加徵25%關稅開始計算，關稅戰已經開打超過十三個月。如今美國已向總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貨加徵了25%關稅，也限制了雙方企業的往來，而中國亦已向價值1,100億美元的美國貨施以關稅報復。比對今年與去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減少12%，美國對華出口則減少了19%；中國被墨西哥與加拿大追過而變為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而東盟國家的對華總貿易額亦已超越美國。可見雙方貿易關係漸行漸遠。

至此，雙方的籌碼也已用得差不多。中國停購農產品，雖逼得特朗普要繼續向農民派錢，卻只是回到6月底大阪G20「習特會」之前的景況。美國的「匯率操控國」標籤原只用作將所針對國家拉到談判桌上，雖然美國總統有權禁止其海外發展投資機構對該國的融資，並拒絕該國參與美國政府的採購項目，不過早已在談判桌上的中國對此需求極少。而特朗普的新關稅威脅更是一把「雙刃劍」，包攬了從電子產品、手機到衣物等消費品，雖能對中國出口製造業構成壓力，卻將先讓美國消費者蒙受損失。

中美談判發生質變

反觀去年12月阿根廷習特會後的半年談判進程，雙方所談的是中國作出所謂的「結構性」改革，以換取美方取消所有附加關稅。在談判後期，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口中幾乎只有協議「執行機制」的最後難關。

然而，自特朗普在本年5月再加關稅使談判破裂，再到大阪習特會重啟新談判以來，雙方已甚少再提結構性改革，反而轉談中國重購農產品換取美國解禁華為等具體的局部性議題。相較此前後之異，可見中美貿易談判已有質變。

起初，特朗普憑美國實力施壓，又遇上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6%的「28年最慢」數字，以為速談可成，更為談判訂下90天限期。然而當雙方代表密鑼緊鼓的連月談判進入各種協議細節，難以消解的分歧就陸續浮現。

在特朗普最關心的對華貿易赤字上，美方擬要求中方要在2020年底前多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貨；同時，美國又拒絕一次過撤銷對華附加關稅，更要求中方取消對高新科技的產業補助、取消對美關稅，並承諾不會對美國未來行動作出報復。如此要求不止實際上難以施行，更完全踩過中方絕不讓步的原則問題底線，導致5月初的貿易談判破裂。

其後，美方再以關稅施壓，更使出封殺對華為科技出口的「絕招」，然而中方卻繼續堅持立場，更於6月2日發表《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有系統地複述既有立場。雖然美方對白皮書表示失望，又指中方錯誤表述談判過程，不過此刻特朗普似乎才理解到要一舉成功根本不可能，因而不斷放話邀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6月底的大阪G20峰會上，再舉行習特會，作為重啟談判的基礎。

大阪習特會後，特朗普只提到談判繼續，特別點出新談判的兩大議題—中國重購美國農產品，以及美國解禁華為—並強調「談判的質素對我而言比速度重要得多」。對比起去年阿根廷習特會後，特朗普要求在90天內達成一個「將眾多我們都知道最後要解決的事情一一解決」的協議，其態度已見巨變。

今天的談判不急談大問題，只從交換條件細項出發，可見雙方對對方立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不過，特朗普因2020年大選逼近，為求幫自己穩住農業州選情，也將以關稅等威脅作談判籌碼。相信在可見的將來，這種細節上你來我往的對碰與施壓將成為談判的新常態。

結構性矛盾不能解於朝夕

其實，中美此刻的所謂「貿易戰」，其根源在於兩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矛盾，絕不能只透過簡單的條件交換而完滿解決。

自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提出自由民主國家的普世化將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之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逐步證明這套歷史終結論意識形態的不合理，而美國作為這套體系的代表更是首當其衝。

來自中國的挑戰，最顯而易見的是其勞動生產力的急速提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多次錄得超過10%的年增幅。同時，此等生產力的上升不只出於密集式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更是來自其科技之發展，例如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全球50大人工智能專利權申請者排行，中國在過去三年已超越美國，有19家企業榜上有名，後者只有12家。

這些事實本身並非對歷史終結論的挑戰，只是新興經濟體迅速追趕的表象，其挑戰是來自此等發展背後的一套不屬自由民主，而由政府中央調控的政治經濟體制。例如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背後，就有諸如國務院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產業政策的支持。

此等中央調控的成果，對自由市場邏輯帶來重大挑戰。後者認為資源應該交到個人與企業手上，讓他們自由地各走各路，才能將資源運用到最有效的地方，達至最佳的整體結果—因此凡見經濟下行，放鬆銀根便成主要出路。可是，中國的產業政策卻是以中央對當下狀況及未來局勢加以研判後，倡導某一條選定道路，並為該計劃之落實予以主動支援，而其成果即使不能說是優於自由市場的結果，也可與之平分秋色。

連福山自己在2018年的一個訪問中也不得不承認「唯一對自由民主體制的可行系統性對手」正是中國模式。他說：「如果再過三十年，中國經濟比美國大，中國人更有錢，而中國還穩然存在的話，我會認為他們真的有了很好的論據。」福山這句話甚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風範，與歷史終結論的絕對主義大相逕庭。

不過，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貿易政策智囊之中，似乎仍是主流，且愈發有近乎原教旨般的絕對主義之風。否則，停止產業補助之類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就不會是貿易談判重點—然而，如果中央調控的產業發展最終將敗於自由市場的發展之下，何不放任兩種體制競爭？

爭戰止於談判桌　不宜過份悲觀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可算是史上未見的大變局，比之冷戰期間只局限於軍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的美蘇爭霸，更擴展至經濟實力層面的比拼上。因此，從《外交政策》到《經濟學人》等具影響力的西方刊物，過去一年都有評論擔心中美逐漸在經濟、社會、科技等各範疇上完全割裂，將使世界走進一場新冷戰之中，令各國也不能不選邊站。

不過，此等擔心也許是過份悲觀。我們今天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年代，與二戰以後世界走進冷戰的時代絕不相同：今天的出口商品價值佔全球經濟生產總值近四分之一，比二戰結束時高出六倍，而總出口額的實質價值更上升了30倍。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估算，有七成的全球貿易與全球價值鏈環環緊扣，而一國出口商品本身的國外附加價值也由1990年的20%上升至近30%。在此等世局之下，任何人也不會願意見到世界二分成冷戰局面。

中美之間的矛盾既廣且深，至今也未有明顯可見的解決之道，而且雙方的貿易戰火升溫也漸成常態，更有可能擴展至科技層面的惡性競爭，然而這些衝突也無可避免是雙邊關係的一個必然歷史性階段。如今雙方將矛盾訴諸於談判桌上「沒有硝煙的戰爭」，沒有互動干戈的存亡威脅。這種理性的抉擇本身，也就值得我們在雙方僵局難解之際心懷一絲樂觀與期望。

上文節錄自第17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2日）《內地新政策治垃圾　港塑膠何去何從》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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