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債務比重超GDP300% 解析西方解讀的三大誤區
近期位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協會(IIF)發佈報告指出,2019年第一季,中國企業、家庭、以及政府的債務總規模已升至相當於GDP的303%,去年同期為297%;約佔全球債務的15%。這份報告也強調全球的債務水準普遍升高。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債務持續增長的情況,讓西方再度湧現「債務危機會否降臨中國,甚至波及全球」的憂慮。
这个话题几乎年年被提起,而现在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中国经济上半年6.3%的增长让外界更加认为,中国的债务存在极大的危险。6.3%的“27年新低”增长率之后,303%的债务比重再度登上美国、英国、日本财经媒体的版面。
如何看待303%这个数字,又怎么理解所谓的债务危机问题?从西方解读中国债务的三大误区之中或许可知。
第一:中国债务水平有多高?
需要注意的是,303%的数字,包括了中国企业、家庭、政府债务的总和,而非只有政府的负债,因此断定政府的债务危机本就不可靠。
在国际清算银行所估计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债务占GDP比重其实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拿美国来说,外界常常拿美国国债规模占GDP的比重和中国相比,但是该数据并没包括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就已经达到100%以上。根据CNN报道,美国第一季度公私负债总额接近70万亿美元,是美国第一季度GDP的3倍有余。
当然,中美债务结构并不相同,相比来看,美国企业债务占比较小,不过这一比重在近期也攀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中国企业债务占总债务大半,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强调“去杠杆”的重要原因。
从政府债务来说,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为76.6%,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标准。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96万亿元,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整体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高储蓄、少外债的国家。2019年一季度,中国扣除外债的净资产余额比2014年末上升22%,而去年年底,中国扣除外债后的对外净资产超过2.13万亿美元。中国的储蓄率虽然在近些年有所下降,也处在45%上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样的经济体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并不高。
债务水平对一个国家究竟是高还是低,最终还是要看经济的体量。就像“小马过河”的故事一样,如果中国的债务总量或许对很多小国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并没到达窒息的程度。
第二:债务比重高并不等于危机
欠债越多,风险就越大,是个看似说的通的逻辑。但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中,只看债务水平的高低和债务占GDP的比重,是远远不够的。
一国经济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不因债务过多,而因为发债票息率高于回报率,也就是说处在赔本的状态。
拿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来说,根据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据,他们在2017年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只有2%左右,远远低非金融企业,而同期它们发债的票息率平均起来有5.8%。这看似是不容乐观的。
但是中国政府的融资都用于什么?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增债券资金用于住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科文社会民生领域以及水利设施建设等资金投入占比64.8%,这些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还会在下半年持续增加。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短期内的回报率低,但是这不代表地方政府毫无收获。 一项数据最能说明,从2008年到2018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收入从约1万亿元(1人民币约合 0.15美元),跃升到了6.51万亿元。如此翻倍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房价的上涨,而这些收入和当地的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的更新是分不开的。
何况,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其他投资扩大,是中国经济“补短板”的重要过程,能撬动更大的经济增长。这些利好都无法算入政府债务直接的回报,所以才会出现地方债务高、回报低的解读,这也忽略了地方政府投资真正的益处。
第三:不能脱离经济增长谈债务
上文已经提到,债务危机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务对应的资产的回报率,而资产回报率也和经济增速密切挂钩。
回顾10年前欧债危机的发生,“中枪”国家无不是在经济停滞、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举借大量外债,失去偿债能力,酿成经济的崩溃。其实当经济停滞,即使不是问题的债务也有问题;而经济快速增长时,有问题的债务也未必就是危险。
这个看似有些矛盾的规律,恰恰就是现实。中国是一个产能过剩,并且向外输出富余储蓄的国家,长期保持着快于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多,2019年的外资使用也逆势增长,这种情况下单独关注债务水平而想象出一场危机,是一叶障目。
面对贸易战,中国经济绝不是无懈可击,经济结构改革和更深度的开放仍会面临挑战,但是今年上半年中国GDP6.3%的增长,已经说明了经济体的稳定性,这种势头下债务问题很难爆发。
债务问题的本质
债务问题的本质,不是欠了多少钱、能否偿还的问题,而是社会融资的一部分,也是通过货币流通刺激经济的方式之一。
文章已经提到,中美债务结构不同,两国处理债务的方式也不同。今天美国企业债务占比的下降,是金融危机之后政策改革的影响。但是美国政府如今鼓励企业发债融资,通过企业社会融资的增多为政府和家庭融资创造空间,这是资本市场的必然。而中国恰恰是用“去杠杆”来降低企业融资占总债务比例,鼓励政府和家庭的直接融资来促进货币流通。
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体现了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至于哪种方式更为奏效,难下定论,只是从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至少中国现在采取的政策更具有可控性。
总之,以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存在多重危机,这其中有西方对中国经济增长天然的怀疑,也有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了解。西方解读经济往往是以不同的数据和“点”作为聚焦,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则是以点及面,复合交错。
或许可以说,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但是直接判定它的失败未免不公平,最终它的好坏还是要由实践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