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硝煙下的「蕃茄戰」　《美墨加協議》未捷先死的啟示

在中美貿易談判硝煙再起之際，美國周二（7日）向墨西哥正式開打擱置23年的「蕃茄關稅戰」，宣布向作為全球第二大蕃茄出口國的墨西哥，開徵17.5%的蕃茄關稅，在一周內落實。猶記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在特朗普的壓迫下，去年9月底同意以《美墨加協議》（USMCA）去取代原有的《北美自貿協議》（NAFTA），並對美方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貿易讓步。如今協議還在國會「卡關」之時，這一場「蕃茄之爭」預示着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回朝之下，類似的自由貿易安排似乎已無翻生之機。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宣布實施蕃茄關稅的言詞，外界大概耳熟能詳：「商務部一直致力保護美國國內產業，不受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影響」。

同時，美國亦向墨西哥蕃茄重啟早在1996年休止的反傾銷調查。

「蕃茄戰」是貿易戰的縮影

蕃茄，是墨西哥對美國的最大宗農業出口，而美國幾乎是其單一出口市場，每年總出口額達20億美元，佔美國總蕃茄供應的54%。

而且，似乎是因為墨西哥蕃茄價廉物美，美國人均蕃茄消耗量，從80年代至今，上升更一倍至每年約10公斤。不過，在新關稅之下，美國蕃茄售價或將大升四成。

蕃茄戰重新開打的源頭，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蕃茄交易所（Florida Tomato Exchange）的聲請。這一群美國蕃茄農業利益代表認為，美國近15年蕃茄生產量大跌35%，是由墨西哥「人為壓低價格」，搶奪美國農民的市場所引致。

墨西哥方面則認為，問題是出於佛羅里達州的蕃茄農民沒有提升競爭力，以生產性價比高的蕃茄。

可見，美墨蕃茄戰，無論在其原因、影響，還是雙方理據之上，也可算是今日各種貿易戰的縮影。

《美墨加協議》前途未卜

在蕃茄戰再爆之際，墨西哥外交部就表示，《美墨加協議》可能無法避免要延後落實。

不過，民主黨去年重奪美國眾議院後，堅持要在《美墨加協議》中加強對墨西哥的勞工保障條款──變相是對美國勞工的保護政策──協議通過國會的機會已然甚低。

再者，特朗普自己也不願意取消他在去年初對全球各國（包括加拿大與墨西哥）開徵的鋼鋁關稅，因為這種保護主義操作，的確大大增加了美國國內鋼鋁產業的擴展和就業。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上月底就在報章撰文，指出雖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外交官員「說話都很小心」，但他認為「如果鋼鋁關稅不除，《美墨加協議》必死」。

由此可見，在美國各種保護主義趨向之下，連《美墨加協議》這種理應成事機會極高的貿易安排，也隨時胎死腹中。

今天的蕃茄戰，只是早已遍體鱗傷、瀕臨死亡的《美墨加協議》身上的另一道紅色烙印而已。

（其實，美方早在重訂《北美自貿協議》的談判期間，曾計劃加入將會收緊蕃茄進口的安排，最後卻沒有堅持下去，因而促成三國達至共識。如今，美方又來一招「出爾反爾」。）

蕃茄、關稅與美國的保護主義

墨西哥20億美元的蕃茄出口，在全球超過32,000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總額之中，只是雞毛蒜皮之事。不過，此次蕃茄關稅戰才凸顯出的，卻是美國的保護主義趨向，似乎愈來愈有走上1930年代大蕭條的舊路。

早在1920年代，美國國會已有極大的農業保護主義傾向，通過了不少相關法案，卻被時任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連翻否決。不過，保護主義的思潮卻逐漸發揚，由農業擴展至製造業。

1928年，胡佛（Herbert Hoover）當選總統，就任後責成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兩院研究關稅政策，為大加關稅打下基礎。1929年5月，眾議院通過法案，增加845項關稅。

當法案送上參議院審議時，卻遇上大蕭條的爆發，將保護主義情緒推上極端。當時的科羅拉多州共和黨參議員華特文（Charles Waterman）就直指：「如果其他州的參議員不支持保護本州產業的關稅增加，我不也會支持保護他們州的。」

經過各州議員互相交換保護主義政策的枱底交易後，著名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1930年中通過國會，並由總統胡佛簽署。美國對全球展開的保護主義關稅戰正式開展。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艾溫（Douglas Irwin）的研究，其實《關稅法案》對美國整體關稅直接影響有限，法案使原為40%的平均關稅提高至48%而已──此等情況，與今日美國向各方增加關稅的影響類似。

然而，其引發起來的全球性保護主義政策，卻造成全球貿易總額從1929年的53億美元，大跌至1933年的18億美元，對本已陷入衰退的全球經濟再加重擊。

問題是：同樣的歷史，在今日全球化程度極高的世界中，真的有可能重演嗎？

保護主義的連鎖效應　不能掉以輕心

在2008年金融海嘯的恐慌中、在特朗普上任以來單方面大加關稅的貿易戰威脅初期，不少評論者都紛紛重提大蕭條的教訓，以警醒世人。

不過，金融海嘯為各國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所緩解，而特朗普的貿易戰也只有促成各國以合比例的關稅報復，並無引起保護主義再臨，更反而使「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成為了全球性的關鍵詞。因此，這種對歷史重演的憂慮，如今已甚少人再有提及。

美國今天的關稅戰，先由太陽能板、洗衣機、鋼鋁材等項目發起，如今除了跟中國有類似全面性的關稅衝突外，特朗普也以汽車關稅等威脅歐盟、日本。此等趨勢之下，這一場美墨關稅戰的小風波，象徵着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美國政治上，已逐漸被合理化、正常化。

如果說這種保護主義的趨向馬上就會讓全球陷入貿易寒冬，這當然是危言聳聽。不過，無可否認的是，美國這種從小而大、從窄而廣的保護主義思潮，與大蕭條前的政治風向，卻有堪足類比之處。

正如當年的《關稅法案》一般，美國一方的保護主義政策本身未必會有重大直接影響，然而它所引起的連鎖效應，卻是無遠弗屆。

正如當年自言差點跪在胡佛總統面前，求他不要簽署《關稅法案》的一位摩根大通銀行家所言：「這一項法案激化起全球國家主義。」憶及後來的二次大戰，我們對於這一場蕃茄戰背後的思潮，實在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