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沃爾瑪總是「近在咫尺」。最新數據顯示，這家大型超商在全美共有5205家門店，90%的美國人家附近10英里（近16公里）就有一家沃爾瑪！可以說，近50年來，憑藉着自身倉儲物流的優勢和豐富的資源，沃爾瑪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人的生活中。那麼，沃爾瑪真如其營銷口號標榜的那樣，幫助消費者們「省錢並過得更好」（save money，live better）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著名雜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刊發的一篇文章指出，沃爾瑪對美國經濟產生非常大的影響；觀察沃爾瑪所在的地區，不僅導致當地社區收入降低，也使得社區範圍內的失業率增加，這些成本已超過替消費者節省的錢。簡言之，沃爾瑪讓所在的地區變得比沒有門店進入前更加貧困。

《大西洋月刊》援引了社會科學家Lukas Lehner、Zachary Parolin，加上經濟學家Clemente Pignatti和Rafael Pintro Schmitt在2024年9月發布的一份共同研究指出了上述發現。研究人員的數據來源是1968年以來，超過1.8萬名美國人的經濟變化情況。他們還進行了2組具有相似人口特徵的配對研究，一組接觸到沃爾瑪開業時間，另一組則未接觸。結果顯示，在沃爾瑪開店後十年，所在地區平均家庭年收入下降6%，相當於每年約減少5000美元（約人民幣36000元），其中又以低收入、年輕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收入損失最為顯著。

根據沃爾瑪在2005年委託的一項調查，其平均每年為家庭節省3100美元（約人民幣23000元），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項估算太過於慷慨，因為這些社區居民的收入損失遠遠超過省下的錢，即使從在最樂觀的成本節省情況來看，沃爾瑪開店地區的貧困率也約增加8%。

《大西洋月刊》還引用了經濟學家Justin Wiltshire的論文成果來深入分析沃爾瑪對社區的影響。他將那些擁有沃爾瑪的社區，與那些沃爾瑪曾嘗試開店但因當地反對而終止計劃的社區進行了比較。Wiltshire的研究發現，沃爾瑪的到來不僅衝擊了所在地區原有的零售業，也影響了飲食業、農業和其他領域的就業情況。沃爾瑪帶來貧窮的原因在於，當沃爾瑪開店時，會以低價擊敗區域內的其他競爭對手，並迅速成為該地區的主導者。這就導致當地的小型雜貨店和區域連鎖店削減成本，或直接關門。

原本向中小零售商供應商品的本地農民，比如麪包師和製造商也逐漸被沃爾瑪全國及國際供應商取代，當地就業人數因此下降約3%。當沃爾瑪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僱主時，就會產生所謂的「買方壟斷權」，工人因為沒有其他選擇而接受低工資。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沃爾瑪的工資水平一直低於美國市場的其他競爭對手，以及為什麼這家大型連鎖超商所在的區域會變得越來越貧窮。

這就是「沃爾瑪效應」（the Walmart effect）。這個概念已於上世紀90年代被人提出。2006年，記者Charles Fishman撰寫了以此為名的暢銷商業經典書籍。客觀而言，「沃爾瑪效應」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反面。反面的意義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業態的破壞」。沃爾瑪「永遠低價」的經營策略表面上看來人畜無害，卻因為其壟斷地位，產生了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負面作用，製造了對整個商業生態有毒的大環境。周邊的小商店被擠兑，這只是最明顯，可能也是最快的效應。然而，有些更嚴重的副作用需要時間才會顯現：社區空間不斷地壓縮、消費文化越來越單調、健康的勞工關係消亡殆盡、供應商市場完全被巨頭左右等。

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團隊的資深學者認為，這種「業態的變化」令人討厭，其實就是打着創新名義的破壞！強迫公眾與社會接受現實，並且加以合理化。不管是「沃爾瑪效應」也好，還是如對「城市紳士化」（Gentrification）的解釋，都是這樣。從生產和經濟增長去看，有好處，但從社區文化和居民生活去看，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曾在美國中西部某小鎮遇到過這麼一個例子：該鎮有一家甜甜圈咖啡店，鎮上的居民以前都喜歡來這裏喝咖啡、吃甜點和參與社交活動。然而，沃爾瑪入駐當地後，一部分消費者選擇在購物時順便在超市裏面的星巴克買咖啡或蛋糕，不用再特意去位於小鎮另一邊的甜甜圈咖啡店了。這麼一來，咖啡店的客流開始受到了影響。店主十分苦惱，認為沃爾瑪不僅搶走了他的生意，也將改變小鎮曾有的社交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沃爾瑪效應」對於中國最直接的啟示，就是現在平台經濟的發展。網購、團購、共享出行、外賣、極速上門服務等，這些都是我國司空見慣的平行經濟典型表現形式。就像許多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創新一樣，平台經濟帶有破壞性創新或毀滅性創新的特點。首先，如沃爾瑪對美國傳統社區的商業生態和文化形成了破壞，平台經濟出現後讓許多傳統業界面臨挑戰，導致相關行業的快速衰退和人員失業。部分城市、社區的生命力和活力也受損害而逐漸喪失。

有分析指出，平台經濟和電子商務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效率方面，一些傳統的商品市場也還有着城市生活、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的影響，起到街道繁榮的作用，這不是平台經濟所能解決的。因此，平台經濟的發展不僅要尋求平衡，也要因地制宜，給予市場空間和消費者選擇權。其次，平台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不健康」的跡象，如惡性競爭、違法經營、用戶歧視、勞資糾紛等等。就像沃爾瑪的員工到最後被迫接受最低工資，我國平台經濟使平台企業與平台上的從業者之間形成了新型的勞動關係，而相對於強大的平台企業而言，從業者一直是全方位的弱勢群體，更別說現在價格戰、捲文化給勞動者進一步傳遞的壓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壓力也可能成為各類矛盾糾紛和風險隱患之源。基於此，有觀點認為，要加強對平台經濟的監管，保障新型就業人員的勞動權益，並推動平台經濟企業實行社會責任。與此同時，也應做好傳統業態同平台經濟同台競爭和退出市場的配套工作，使平台經濟的發展不至於造成社會不穩。

最後，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已經提過，當前的平台經濟正在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下一步如何發展，需要對未來的方向和趨勢有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平台經濟需要突破市場瓶頸和技術瓶頸，在細分領域有不同的策略和方式，才能實現平台經濟與宏觀經濟增長的一致性。

最終分析結論：

沃爾瑪並沒有幫助美國的消費者們「省錢並過得更好」，相反讓所在的地區變得比沒有門店入駐前更加貧困。「沃爾瑪效應」帶來的「業態變化」令人討厭，其實就是打着創新名義的破壞！從生產和經濟增長去看，有好處，但從社區文化和居民生活去看，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國現在的平台經濟發展也有類似的問題，這引人深思。

本文原載於2025年1月8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