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密監管是歐盟的「致命弱點」？

今年下半年，歐洲央行前行長、意大利前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向歐盟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題為《歐洲競爭力前景》的報告，這份報告揭示了當前歐洲面臨的投資低迷、創新乏力以及產業轉型挑戰等問題。德拉吉指出，歐洲市場的主要特點是市場分散。這在短期內可能對消費者有利，有助於降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但從長遠來看，它削弱了投資。
歐盟市場的整合度偏低以及內在的高複雜度導致了諸多產業的投資和革新都處於滯後狀態，國防、AI、醫藥、太空等產業都深受其害。德拉吉報告再次呼籲完成資本市場聯盟的建設，積極引導資本走向投資和創新。

其實，就歐盟近年來的發展趨勢而言，在全球領先經濟體中，歐盟自身的頹勢確實比較明顯。量子技術專利數量逐步被日本趕上，醫藥研發支出上與美國的差距越發拉大。而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經濟總量方面。在歐盟初生之際，其與美國的經濟規模旗鼓相當。但如今，美國經濟比整個歐盟的總和還要大50%。對於歐洲的問題和困境，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都認為，德拉吉的報告並未能夠全面觸及問題實質，歐盟的真正困境在於自身所培育和發展的「監管文化」，繁雜嚴密的監管法規和體系實質上窒息了歐盟企業的創新和活力，最終導致了歐盟自身的衰敗。

就歐盟的監管體系而言，有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監管體系十分紛雜和嚴苛。對於投資和創新，從2019-2024年，美國全國僅僅通過了3500項立法和2000項決議，而歐盟則通過了13000多項立法。

第二，對於新興產業的監管尤為苛刻和嚴密。當歐洲在討論AI的倫理時，美國在建設發展AI。當歐洲在監管加密貨幣時，美國在研究創新加密貨幣。當歐洲在保護舊產業時，美國在創造新產業。

第三，監管成本十分驚人。以歐盟經濟火車頭—德國為例，相關研究顯示，龐雜的監管和形式主義導致德國每年損失的經濟產出近1500億歐元，近GDP的4%。就歐盟整體而言，個人所得稅率極為高昂，無論是德法這種發達成員國，還是斯洛文尼亞這種相對落後的成員國，稅率普遍高於50%。除了人所共知的高福利體系負擔之外，監管體系的巨大消耗也是重要原因。

而歐盟這一監管體系的惡果也十分明顯。

第一，歐盟整體的經濟-商業效率相當不佳。在法國，成立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國只需要4天。馬斯克（Elon Musk）準備在柏林建造一個超級工廠時，德國人抗議「不要技術殖民主義」，Tesla幾乎因為監管障礙和社區反對而取消該項目。歐盟的商業運作效率已經與美國之間拉開了巨大的差距。

第二，社會整體文化氛圍更加不利於投資和創新。研究人員表示，無論是在柏林、巴黎還是斯德哥爾摩，許多歐盟國家都有明顯的反創業心態。在柏林創業圈，創始人常常受到質疑，因為「企業家」就等同於剝削者，科技創始人在當地聚會上被稱為「資本主義寄生蟲」。而在矽谷和紐約，創始人會受到歡迎，冒險精神會受到獎勵，失敗被視為學習的過程，而不是一種羞恥。

第三，人才、資金和有生力量的深度流失。既有的追蹤分析發現，歐盟每年約有近萬名博士後前往美國，絕大多數都不會再回來。90%的歐洲科技人才會為了合適的機會搬到美國，因為歐洲的科技薪資比美國低50%。投向初創公司的資金，美國是歐洲的5倍。而歐洲為數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數也選擇遷往美國：比如Spotify遷到了紐約，Klarna在美國有大量業務，而ARM正在被英偉達（NVidia，又譯輝達）收購中。

第四，經濟-社會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惡性循環。就社會-文化心理而言，美國整體上更為保守，歐洲整體上更為左傾和自由化。在高福利、高稅收等政策的負面影響下，美國的民主機制能夠更快和更有效地作出反應，在宏觀政策層面實現改弦更張，而歐洲各國則更容易深陷政治正確的漩渦難以自拔。法國延遲退休年齡的動議引發了全社會的劇烈動盪，德國執政聯盟改變大政府主義的動向引發了內部的劇烈爭鬥，自民黨黨首被迫去職。在這種牽扯之下，歐盟民眾整體的心態將會是持續擁抱高福利、高稅收的政策框架。對有心改革的政治家而言，往往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加劇歐盟自身的內耗。

最終分析結論：

就歐洲而言，無論是冷戰時期的歐共體還是冷戰之後的歐盟，其自身興旺發達的諸多因素中，外力的作用十分關鍵，但是歐盟自身顯然沒有充分利用好外在的諸多有利因素來培育出健康和可持續的內部經濟-商業生態，最終形成了嚴密的監管文化，這一監管文化恐怕會最終令歐盟自身窒息。

本文原載於2024年12月22日安邦智庫的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