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再面臨特朗普的不確定性　戰略自主乃必然之路

歐洲無疑不再如四年前那樣, 對美國新一任總統抱有高度期待。一個戰略自主的歐洲, 將會是歐洲的發展目標。

在某種意義上，對於歐洲國家而言，最近兩屆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成了周期性出現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編按: the sword of Damocles, 意即時刻存在的危險）。

當四年前拜登（Joe Biden）剛剛贏得2020美國總統大選時，歐洲領導人便鬆了一口氣。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在給拜登當選的祝賀貼文中直接宣示，希望與拜登政府進行合作的領域，包括多邊主義、氣候變化、跨大西洋關係，而這些都是前總統特朗普所不屑的。

在拜登執政期間，基本滿足歐洲盟友對於這些合作領域的需求；當然也有摩擦，如美國和英國在印太地區的美澳英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合作，曾引起法國的不滿。

「所幸」，一場外部危機在拜登執政中期出現，俄烏戰爭的爆發使得歐洲與美國在安全領域的聯繫變得至關重要，由安全合作推動的其他領域互動也變得更加自然。如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得到歐洲盟友特別是七國集團（G7）成員國的支持。美國所推出的投資計劃背後的戰略考量之一，便是對沖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內部不斷擴大的影響力。

但是，俄烏戰爭不會一直存在，拜登政府同樣有生命周期。新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伴隨着新一輪美國大選結果，歐洲再次面臨如2020年那樣的外部不確定性：如今特朗普獲勝，美歐合作的前景無疑會變得黯淡，多邊主義、跨大西洋關係或將在美歐互動中淪為邊緣議題。

美國大選對於歐洲與世界的潛在影響力巨大，但歐洲領導人已不再如四年前那樣緊張。一個戰略自主的歐洲正在發展，因為不管美國大選進程如何激烈、美國社會政治如何極化，來自兩邊的美國人所關注的都是美國的利益。如果歐洲的戰略政策制定，只能由每四年一次的美國大選所主導，歐洲註定不能夠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

雖然俄烏戰爭給歐洲的安全環境帶來衝擊，美歐在安全合作方面有了新的發展，但是戰爭帶來的影響是多重的，其中重要的便是歐洲對戰略自主的重新思考。

對於歐洲而言，戰略自主並非新概念，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之後，歐洲的安全環境因為蘇聯解體而得到緩解，歐洲尋求一種區別於美國的國際戰略的意圖強化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貝理雅（Tony Blair）時期的英國曾與美國一起進行多輪國際干涉行動。由於英國脱歐和特朗普上台，歐洲內部對於戰略自主的認識得到進一步發展。

雖然在拜登上台之後，美歐緊張關係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特朗普造成的影響並沒有消除，直到俄烏戰爭爆發，安全議題短期內主導歐洲內部事務，安全合作的聲音蓋過戰略自主。隨着俄烏戰爭帶來的安全緊迫性下降，戰略自主再次獲得關注，最具影響力的便是2023年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結束對華訪問之後，關於歐洲戰略自主的表態。

儘管從實踐上來看，歐洲離實現戰略自主仍有一段路要走，比如歐洲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仍是明顯的，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領導國，仍通過北約來獲取美國武器。同時，歐洲的戰略自主由於內部團結程度、自身實力的原因，自然帶有侷限性。但歐洲無疑不再如四年前那樣，對美國新一任總統抱有高度期待。一個戰略自主的歐洲，將會是歐洲的發展目標。當然，前提是俄烏問題的「妥善」解決。

作者熊浩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文章原題為「美國大選與歐洲戰略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