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遭遇「底層毒化」？｜安邦智庫

自2000年之後，中日關係就進入了動盪下滑的「怪圈」，既有的領土-領海爭端和地緣政治衝突疊加歷史問題方面的爭端和意識形態，呈現出多角度的對立。在「抗日神劇」等簡明故事的催動下，多方面、多層次的衝突因素將中日關係持續不斷地往低迷狀態拖拽。不過，與中日關係整體的低迷狀態相比，官方層面的回暖努力一直都沒有完全中斷過。在安倍晉三首相的第一個任期內，中日之間提出了建立「戰略互惠關係」的表述；在福田康夫首相任期之內，中日之間正式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

此後，雖然歷經多次波折與反覆，中日高層之間的交流溝通也數度有所停滯，但是高層之間全力推進雙邊關係友好發展的舉動卻從未停止。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三藩市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雙方重申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兩國關係定位，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

今年6月起，中日之間多個渠道的高層互動十分頻繁。雖然在針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制裁上，日本整體上採取了追隨美國立場的做法，但是日本自身的對華經貿關係依然在持續發展，根據日本方面的統計，日本對華貿易依然向中國貢獻了5萬億日元的順差，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做了貢獻。從對華遏制的具體方面來看，日本也始終與美國保持着一定距離。在文化交流層面，以日本文化作品，尤其是動漫為媒介，中日文化交流也出現了明顯的一波小高潮。近兩年《灌籃高手》電影版，新海誠作品《鈴芽之旅》和《你的名字》先後在中國國內上映。今年，日本知名漫畫家鳥山明去世，其傳世經典《龍珠》也在中國大陸地區掀起了一波復熱。

與這些層面的熱絡相比，民間互動在近幾年卻呈現出明顯而極端的「不和諧」。接二連三的一系列「仇日」事件，凸顯了中日關係在底層民眾群體中存在着非比尋常的趨勢，這些值得關注的「仇日」事件包括有：1、蘇州小姑娘因為穿和服拍照而被警察抓走，當地警察顯然認為這種行為「有辱國格」，並且事後沒有承認錯誤；2、蘇州的日本學校校車被襲擊，事件導致了一人死亡，外交部的反饋是「個別事件」；3、中國的「網紅」以遊客身份到日本，然後到特定景點去潑油漆，為自己掙流量；4、同樣是一名中國網紅，為了博得關注和流量，到日本公眾場所解開褲子去撒尿，代表「堅決反日」，此事在網絡社會的底層部分，尤其是在邊緣地區的網民中贏得一片「叫好」；5、近日，深圳日本人學校的兒童再度遭遇襲擊，事件直接導致一名兒童死亡，引發了日本民眾、企業和政府的強烈反彈。

在深圳的襲擊事件中，警方通報指出，襲擊者自身有諸多前科，暴力-反社會傾向比較明顯，再度解釋此案件「僅是個例」，因此沒有普遍意義。但是，在敏感的日期（「九一八」），針對特定的對象（日本人學校學生），而且使用了殘忍的手段，很難否定其對於日本人群體的專門針對性。

這一系列事件，都涉及到底層民眾以及底層執法單位的作為，他們的表現明顯與中央高層的步調不一致，沒有真正與中央保持一致的覺悟，這是底層群體已被「毒化」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底層民眾是一個易受感染的群體，本身就擁有易感體質。他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對知識和文化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行動帶有明顯的盲目性，嚴重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從學歷上看，網民群體中，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群體佔比分別高達40.5%、21.5%；受過大學專科及以上教育的網民群體佔比為18.8%。小學及以下的網民（僅擁有很有限的識字文化水平）佔比也不少，達19.2%。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的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28個小時，整日泡在網上的時間不短，但看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實際大有疑問。網民規模（9.98億）雖然龐大，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我國網民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還不足一成，即便是擁有這些學歷的人，實際也未必就受到過良好的理性邏輯教育，所以中國的網絡社會主體，基本就是一個聲勢浩大但理性判斷能力卻十分低下的龐大草根群體。

這就是受到強烈網絡文化衝擊和影響的中國底層民眾群體的真實現實！

近一些年以來，所謂的戰狼文化、抗日神劇、神經質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以其總量規模的優勢（低文化網民比例高），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了客觀的群體性格，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甚至吸引到了包括部分邊緣知識分子在內的民眾，隨波逐流地加入其中，以至成為了中國主流文化思潮。表面看這些「遙遙領先」、「愛國生意」、「反潮流」、「反改革」、「反英語」、「仇外」、「期待文革再現」，僅僅是屬於邊緣、底層群體的部分興奮點，但實際上他們的衝動，遠不止僅限於此。他們事實上什麼都會「反」，正如民族主義常見的自噬特點，在網絡氛圍的強烈影響和催動下，他們一旦擁有了「主流」的權力意識，那就等於得到了宣泄各人諸多不滿的「尚方寶劍」，獲得了大舉殺出的機會，殺向可能的、所有的一切。近幾年邊緣地區的退役軍人群體表達不滿的集聚事件，此起彼伏，就是一例。

底層民眾，是一個易感的、易被毒化的群體。他們現在針對的是外國人，表現為「仇外」，但只要有人煽風點火，只要輿論政策繼續搖擺，留下空間，那麼他們就非常容易走極端，由外向內，矛頭可以指向整個社會的所有人。

現在的中國，這種「毒化」社會的情況實際已經出現了相對固定的、特定的「操作流程」。第一步，只要網紅和自媒體看到潛在的立場正確、尺度安全、容易形成輿情的潛在熱點，各個政治光譜的自媒體們就會開始集體抱團，互相找話題，開始共同下場蹭熱點，帶動節奏，形成一種大型的、集體無意識的輿論運動。第二步，只要網絡上的「運動」開始，就一定一往無前，容不得反駁空間，因為流量規模會不斷放大，摧枯拉朽，逐步攀升，不斷突破圈層，最終形成10億網民（接近中國全社會）的「共同意見」和輿情風浪。第三步，這種共識和輿情一旦形成，對輿情監測的各個原子化的探針觀察員，不僅會直接反饋給高層，而且會直接影響甚至裹挾高層決策本身。

實際上，這是一個完整的操作流程，運作日益明朗化，已在社會中形成了各種潛規則和潛組織，在讓「主旋律」黯然失色並且事實失控的同時，已成為「毒化」底層民眾的常規性社媒體系。底層民眾在不經意之間被操作，被導引，被「毒化」，成為各種網紅的盲目追隨者，然後在網紅預先設定的目標上傾瀉怒火，藉機發泄各自的不滿，塑造風起雲湧的虛假社會形態。

從底層民眾被無意識的「毒化」開始奠定基礎，再到網絡輿情洶湧澎湃的操作流程，中國社會實際已經形成一種獨特的、難以控制的民眾環境，這一點與世界各國都有所不同，非常不穩定，後果也非常嚴重。

在這次的深圳事件發生之後，《讀賣新聞》等日本主要媒體均進行了跟蹤關注。日本岸田首相也立即表達了關切和抗議，岸田認為，這次襲擊是「卑鄙的罪行和嚴重、嚴峻的問題」，他敦促中國保護在中國的日本人。岸田指出，「我們強烈要求中方對這個案子的案情作出解釋。這個犯罪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天多，我們已要求他們儘快作出解釋。這樣的事件絕不能重演。我們強烈敦促中方確保日本國民的安全」。對於一向講話字斟句酌、多少帶有保留的日本人來說，岸田講話的嚴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或許比日本的官方反應更為嚴重、更為重要的一面是在民間，這方面日本企業的行動就很有代表性。日本松下和東芝集團在襲擊事件後均發出通知，將允許駐中國員工攜家人暫時返回日本，費用全部由公司承擔，這幾乎等同於戰時「撤僑」的行動。政府之間的對抗，尚可以因時間和時機而修正，民間社會的激動情緒，則遠不會那麼輕鬆地可以修復。或許可以這樣說，這次的深圳襲擊事件，中國方面雖然立即表達了「遺憾和痛心」，但因為事件已經深入民間社會，這種情況即便是再換三任外交部長，可能都未必能得到糾正和熨平，以往中國的很多外交努力，顯然都因此而白費了。更為嚴重的是，現在遠不僅僅是日本一國對於深圳襲擊事件感到憤怒，從英國到美國，再到歐洲，幾乎整個世界對此的反應大都是一致的，完全無法接受這種一而再地針對兒童的懦弱行為，中國在世界的負面形象，可以說是一沉到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實質上要好於中美關係。中國「崛起」聲浪高漲的時候，日本還在向中國提供「援助款」。在西方政界呼籲對華「脱鈎」之際，日本雖然在追隨，但是一直都有保留。對於美國反覆要求日本拓展在台海事務中的存在一事，日本民間的抵抗聲浪也一直十分強大。特別是近兩年，日本藥企更是大力協助中國藥企「出海」，這種在外力協助之下的「出海」，也是今年中國許多藥企的盈利創下新高的重要原因。很顯然，在中美競爭激烈的條件下，中國現在以及未來，恐怕會更有需要依賴日本技術以及日本企業，而不會減少這種依賴。令人遺憾的是，現在中國底層民眾的極端行為，給了日本保守勢力對內壓制反對聲音，未來走向全面「聯美抗中」的努力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此外，還有日本佔有優勢影響力的東南亞國家，負面的「蝴蝶效應」，絕對不應低估。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猶如過去俄羅斯與德國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有着抵抗地緣政治壓力的共同需要。問題在於，中國的政策搖擺不定，沒有清楚識別中日關係與中美關係的差異，將其一攬子、大概齊地歸結為「西方敵對勢力」，這種視角將會為未來的中日關係帶來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底層環境被「毒化」之後，高層的任何努力其實都是白費勁。所以，未來的中國政策早日結束搖擺，確保正面的政策影響力能夠穿透底層社會，這是至關重要的關鍵點。現在似乎已經到了該調調頭，換換紅綠燈的時候了。

最終分析結論：

如果中國在關鍵政策領域繼續不作為，無疑會為今後日本的保守勢力提供更多的「彈藥」，日本企業的退出將會更為積極主動，甚至走向自發而普遍地不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地步。官方的情況也差不多，日本政府無保留地投入敵對中國的陣營，這一切對中國來說，難道是期望所在？顯然，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本文原載於2024年9月22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