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階級因素漸具決定意義

賀錦麗選擇沃爾茲（Tim Walz）做副手，特朗普選擇萬斯（J.D. Vance）做副手，從這兩個副手人選可以看出，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在向社會中下階層要選票，都想通過具有特定背景標籤的副手人選，催動社會中低階級這個票倉。

賀錦麗本來有兩個副手候選人，賓夕凡尼亞州州長夏皮羅和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因為夏皮羅在賓州具有極大的支持率，握有19張選舉人票，是兩黨必爭之州，加之夏皮羅是猶太裔，既往政治立場又不那麼激進，即可爭取到猶太財團支持又有利於爭取温和選民，故多數分析認為夏皮羅更具優勢。

但是，賀錦麗卻令人意外選擇了知名度並不高的沃爾茲。

何以如此？因為沃爾茲具備典型的美國白人農民背景，而且具有農民和中產的雙重出身標籤。

細看沃爾茲的成長經歷，他小時候在農場打工，後加入國民警衛隊，擔任過高中社會學教師和足球教練，再後來進入國會到成為明尼蘇達州州長，是一路通過奮鬥從底層進入政治精英階層的人物。因為這一成長背景，沃爾茲在再既往的從政經驗中刻意為自己營造了更關注社會公平的左派人設，比如重視農民利益，推動帶薪事假等。

賀錦麗選擇沃爾茲而非夏皮羅，顯然是看重了沃爾茲身上的這些標籤，認為在和特朗普的爭奪中，沃爾茲比夏皮羅更能催動中低階層的投票熱情。

這一選擇和特朗普選擇萬斯有異曲同工之處。

萬斯也是一位從底層奮鬥上來的政治人物，其原生家庭出身比沃爾茲更低許多，其以自身成長經歷所寫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所描述的家庭環境簡直就是一團亂麻。特朗普選擇萬斯做副手，除了萬斯是MAGA的激進支持者，其家庭成長背景是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政治標籤。

從萬斯到沃爾茲，兩位出身底層和農民家庭的政治人物雀屏中選，成為副總統候選人絕非偶然，它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而且這種變遷已經開始在政治層面引發反應。

這一變遷的突出特徵是，增量財富在上層精英與中底層之間的分配出現斷層，雖然經濟一直在增長，但是作為社會中堅的中低產階層卻被政治遺忘，中底層的生活不僅沒有因為經濟增長變好，反而因貧富分化而變得更糟糕，社會不滿情緒在增加。

特朗普所以能獲得那麼多支持，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鐵鏽區、農民、受到國際化衝擊嚴重的製造業及社會中下階層都是特朗普最忠實的支持者。這也屬於經濟出現問題，但情況卻和「克林頓-老布殊」競爭的時代不一樣。

老布殊、克林頓時代，美國的中產仍然相當殷實，社會分化還不嚴重，克林頓打敗老布殊的大選名言「笨蛋，是經濟」，主要針對當時的經濟增長乏力而非經濟公平問題。

但這二十多年來，隨着國際產業鏈轉移和經濟虛擬化，金融化、服務業化，美國經濟雖在發達經濟體中仍保持了相當高的增長率，社會中下階層卻難以分享到增長帶來的好處，整體貧富差距變得更加嚴重，社會不滿情緒越來越激烈，保守主義與民粹情緒也隨之崛起。

事實上，這些年不僅美國面臨這個問題，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

特朗普自身崛起以及不少國家的政治轉型就是這一社會問題在政治上的投影。有不少人認為，賀錦麗選擇沃爾茲是一大敗筆，還有人認為特朗普選擇萬斯也是敗筆（因為其主張與特朗普高度相似，不利於覆蓋其它不同政治主張的選民），其實這些分析，都沒有認識到美國社會的根本性轉變，沒有把握住特朗普和賀錦麗做出人選決定的內在邏輯。

在美國選舉中，族裔、邊界、墮胎、醫保、外交等仍然是重要選題，但階級因素，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具有決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