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版圖
新自由主義是來自於西方的概念，其出現和發展源於資本主義面臨變革的需求。
在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前，美國於上世紀30年代在大蕭條之後開展的羅斯福新政，被視為是資本主義自我改良的一次重要措施，開創了國家干預資本主義的先河。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西方世界紛紛需要統一而強力的調控和計劃去發展經濟和產業，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模式推廣到了戰後整個西方世界。國有經濟成分在40、50、60年代西方經濟體系中佔有很高比重。此外，福利政策，促進社會公平和再分配，也使得西歐北歐出現了一批福利國家。
按照大衛·哈維的描述，從1970年代起，資本危機和快速的通貨膨脹導致了失業率快速上升，不滿情緒廣泛蔓延。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再奏效，作為戰後經濟金融秩序標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和城市社會運動的結合似乎隱約暗示着一種社會主義替代性方案的出現，以取代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社會妥協——這種妥協在戰後曾成功地為資本積累打下基礎。在歐洲許多地方，甚至在美國，共產黨和社會黨開始發展壯大，群眾力量激烈要求大規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預。
對此，所有經濟精英與統治階級都感到了一種明顯的政治威脅，不管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像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還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像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美國，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對財富（與收入相對）的控制在整個二十世紀都保持了相對穩定。但在1970年代，這一控制卻隨着資產價值（股份、地產、儲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為此，上層階級不得不做出決斷以保護自己免於政治和經濟的失利。（《新自由主義簡史》，2007年，大衛·哈維）
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項化解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危機的潛在方案，以及一項療治資本主義疾病的方案和行動，應運而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思想核心早已存在。1947年，一小批學院派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聚集起來，成立了著名的「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成員包含奧地利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文（Milton Friedman），甚至還包括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這一學社的成立宣言如下：
「文明的核心價值岌岌可危。在地球上廣大地區，維繫人性尊嚴和自由的核心條件已告闕如。在其他地區，這些條件正受到來自政策發展趨勢的不斷威脅。個體和自發性團體的位置正逐步被專制權力的擴張所瓦解。甚至最值得珍視的西方人的財富——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受到了一些信條的威脅（這些信條處在非主流位置上時，要求寬容的特權），它們試圖建立起一個權力立場，藉以壓制和抹去所有與己見不合的觀點。」該學社認為，「上述發展過程的助長，也源於人們喪失了對私有權和競爭市場的信念；因為，沒有這些制度所帶來的權力分散和創新精神，就很難設想一個社會能夠有效地保障自由。」
新自由主義學說強烈反對政府干預理論（如凱恩斯理論），更強烈地反對國家中央計劃的理論。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首先是在在理念和思想層面的鬥爭。用海耶克的話說，這場不僅針對馬克思主義而且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和凱恩斯干預主義的鬥爭，可能要花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獲勝。海耶克和佛利文分別在1974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意味着新自由主義理論受到學界尊敬，也象徵着新自由主義思想在西方世界確立了其主流地位。正是從197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在英美逐漸被正式納入國家轉型之中，由理念、思想和學說轉變為影響世界的國家政策行動和社會發展實踐。
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國家發展轉型以英國和美國最為典型。1975年戴卓爾出任英國首相後，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領域推動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在經濟上採取了推進私有化、控制貨幣、削減福利開支、打擊工會力量等措施，尤其是大規模國企私有化成為其新政重點，擴大了自由競爭。在1988年英國保守黨年會上，戴卓爾夫人宣佈「私有化無禁區」。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列根經濟學」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由於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在70年代失敗，具有保守理念的列根在美國政壇上得勢，他接受了「供應學派」的理念，推動美國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創造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戴卓爾主義」和「列根經濟學」在英美的推動，成就了西方世界政經發展的黃金時期，可以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發展中的成功實踐。
客觀來看，從1970年代開始至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和實踐主導了世界，推動世界經濟、科技的發展，在與蘇聯和華約為代表的國家集團漫長的冷戰博弈中，新自由主義獲得了勝利。從地理維度來看，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認為，1970年代以來的世界發展版圖（主要是經濟發展）可以粗略劃分為幾大發展板塊：一是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國家，他們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並從西歐和北美擴散到了東亞及東南亞少數國家。二是由計劃經濟主導的蘇聯和東歐集團，在經過冷戰博弈後，這個計劃經濟集團分崩離析了。三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中國。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仍然處在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過程中。要實現發展目標，中國還需要繼續改革與轉型，但這個過程並不順利。四是以拉美、非洲、南亞及部分中東國家為主的其他板塊，這一板塊包括不同種類的國家，其共同特徵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後。
有趣的是，以西方學者的視角，他們認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並取得經濟發展成就，這是新自由主義在新興市場國家應用的成功案例。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專門以一章《「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來分析中國的轉型。哈維認為，1980年代期間，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國際貿易中的力量越來越大，將整個世界開放給轉型市場和金融力量。在他看來，這為中國乘亂進入並融合到世界市場打開了空間，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這一過程是不可能的。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的醒目出場，部分而言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所帶來的意外結果。哈維也意識到了制度改革和轉型對於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他在書中指出，中國必須認識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沒有相應的改變（如階級關係、私有權，以及所有其他制度安排），市場本身無法改變經濟。沿着這條道路的發展並不連貫，也時常遇到緊張和危機，外來的刺激甚至是威脅當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們要指出的是，一如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偏見」，哈維對中國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分析還不夠，對於中國如何在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下發揮市場的作用、努力建設法治化的社會與經濟，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不過，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簡史》成書於2007年，那時還是全球化進程最後的黃金時期，西方還未系統形成對中國發展的擔心和「敵視」，地緣政治摩擦和逆全球化浪潮還未形成勢頭，哈維對中國改革進程以及可能遇到曲折的判斷，還是頗具洞察力和預見性的。
最終分析結論：
簡要回顧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粗略勾畫全球經濟發展版圖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並從新自由主義擴散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讓我們對不同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為什麼會有不同的選擇。當今世界正處在強烈的地緣政治思潮和逆全球化浪潮中，過去在西方成功的新自由主義，在未來能否一直持續下去？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不僅對世界有影響，也值得中國高度關注。
本文原載於2024年5月23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