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如何控制美國——以遊說和選舉制為例
據路透社7日報道，聯合國大會5月10日可能就一項決議草案進行投票、該草案提出承認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並建議聯合國安理會「積極重新考慮此事」。報道援引外交官員的話說，由193個成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大會可能會支持巴勒斯坦的申請。但一些看到過草案現行文本的官員們認為，草案仍有可能進行修改，比如賦予巴勒斯坦人額外的權利和特權，而不是正式成員國資格。
針對這個可能被提出的草案，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埃丹（Gilad Erdan）對聯合國發難，稱這將賦予巴勒斯坦人事實上的國家地位和權利，違反《聯合國憲章》。在違反《聯合國憲章》精神的同時又打着《聯合國憲章》做掩護並不罕見，令人吃驚的是，埃丹還威脅聯合國，一旦同意巴勒斯坦成為正式會員國，他預期美國就將「完全停止」資助聯合國及其機構。
這就讓人非常奇怪，美國是這個全球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是一個政治完全獨立的國家，在美國還沒有表態的情況下，一個以色列駐聯合國的外交官居然似乎能替美國做了外交決定。
怪事還不止於此。針對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屠殺行為和美國長期實施的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美國大學爆發了本世紀以來最大的一場抗議示威，為讓拜登政府鎮壓學運更加有法可依，美國眾議院竟然以320：91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一部《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
這部法案要求不得指責猶太人和以色列在中東針對其他民族搞「恐怖襲擊」、「種族滅絕」和「大屠殺」，不得指控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是一種「種族主義」行為，任何批評以色列政府現行政策、將以色列暴行與納粹相提並論，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使用反猶主義相關的符號和圖像來描述以色列或猶太人，都會被扣上反猶主義的罪名屬於違法行為。
法案甚至連「對猶太人本身或猶太人作為集體的權力做出虛假、非人性、妖魔化或陳規定型的指控——例如，特別但不限於關於世界猶太人陰謀或猶太人控制媒體、經濟、政府或其他社會的神話機構」都屬非法。一個由盎薩人建立的國家，為掩飾一個中東國家的反人類戰爭行為，不惜鉗制國民思考與言論自由，也算是創了歷史紀錄。
而回顧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對美國的綁架還有其它很多案例可循。比如，為避免美國道德形象持續受損，反戰浪潮持續倒灌威脅到民主黨選情，拜登政府希望能儘快「止血」，把注意力轉移國內大選和針對中國的戰略部署，為此不惜放言威脅顛覆內塔尼亞胡政府，甚至破天荒制裁以色列一些實體和部隊。但受制於國內極右翼和民意壓力、總理之位岌岌可危的內塔尼亞胡不僅不聽拜登政府勸告，還試圖通過製造新戰爭、擴大沖突把美國拖下水。
這種「以小博大」的政治槓桿怪相所以產生，和美國聯邦民主選舉制的內在缺陷密不可分，同時也是在美國猶太人的配合下，以色列利用這些制度缺陷長期經營的結果。美國的立國先賢們設計聯邦民主選舉制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引入社會力量制衡公權力，避免重蹈歐洲中世紀的政治黑暗，但如今無論遊說制度還是選舉制度，都成為被資本支配的對象，日益強大的資本通過遊說，與政客結成了巨大的利益共同體，遊走在美國政壇的暗處，並對美國內政外交帶來了巨大影響。
以遊說制度來說，遊說集團可以在美國立法的各環節積極發揮作用，可以直接向議員遞交法案草案，推動議題進入國會議程，還可以在國會聽證會中就法案進行解說和辯護，並藉此向公眾宣揚法案理念。而熟知這套流程的議員和政府官員，就通過合法專業的遊說公司，就成為了擔任說客的最好選擇，從而形成了一套「旋轉門」機制，議員和官員可以在卸任後成為利益集團的說客，利益集團藉助這些說客也可以通過政治遊說獲得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機會。
是以，在其它國家被視為神聖公權力的立法與行政工作，在美國特色的遊說制度下不僅大行其道，而且表現為很明顯的三大特徵：首先是合法性，即美國法律體系為遊說描述了一個合法的邊界，受到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其次是盈利性，即不同領域的專業遊說公司分工明確，盈利機制成熟；第三是權力制衡，即遊說並非完全是政治鬧劇，反而被認為是美國維護權利制衡、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方式，不同參與者在遊說中相互競爭與制衡，也可以達到利益的相互調整和妥協。
中國目前排行第四的領導人、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在其八十年以政治學者身份考察完美國所著的《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中就對這個特色的遊說制度有過論述，並分析過它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這種遊說制度的存在就給了資本發揮魔力以巨大空間，而以色列正是通過美國國內的猶太財團來影響美國決策。猶太財團在美國樹大根深，比較著名的猶太財團包括：由德國移民創建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財團、萊曼家族財團、威斯汀家族財團、辛德勒家族財團，由匈牙利移民創立的科恩家族財團、布林克斯家族財團，此外還有阿斯肯家族財團和斯皮爾伯格家族財團等。這些猶太財團不僅控制着經濟、金融、文化、傳媒等高度政治化的領域，還涵蓋農業、食品加工、鐵路、礦山、房產、零售、酒店、煤鋼等等行業，人們熟知的洛克菲勒、花旗、摩根大通、杜邦、高盛、黑石和貝萊德等石油和金融巨頭都由猶太人控制，以色列就通過這些猶太巨頭，進而在遊說集團發力，影響美國政治決策。
選舉制是以色列影響美國政治的另一條路徑。選舉的本質意義是通過選民投票，把最有能力的人推選到國家領導崗位，讓他們代表大眾治理國家，不管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的本意都在於此。但在實際政治中，因為存在群體非理性行為，讓選舉與其說是一個理性行為，倒不如變成了一種感性行為，政治人物的口頭表達乃至外在形象，往往比他們的政治主張與能力在選舉中更具決定意義。而那些掌握了文化傳媒等領域具有話語權定義能力的猶太資本則由此擁有了興風作浪的資本。
有熟知美國新聞媒體行業的人指出，美國新聞業簡直就是猶太人的天下。當今美國新聞傳播界的「奧斯卡」，創立於1917年的「普利策獎」的創始人約瑟夫•普利策，其父親就是一位歐洲猶太人。至於其它的美國主流媒體，譬如《紐約時報》、《華盛頓時報》、《華爾街日報》、《新聞周刊》等，背後都有猶太資本家的影子。
這些媒體報道構成了多數美國民眾對世界認知的主要訊息來源，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美國的民意和政策動向，讓民主共和兩黨都不敢得罪，甚至連反對以色列在中東的霸權行為的少數有良知的猶太人也因為擔心成為其它猶太人的指責對象而不敢發聲，或者被壓制後無法發聲。他們甚至還直接把猶太人推上決策位置，在拜登政府內閣中，有猶太血統的就包括財長耶倫、司法部長加蘭、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以及白宮辦公廳主任津茨。此外，美國代理常務副國務卿紐蘭以及前常務副國務卿舍曼、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科恩、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等人也是猶太人。按照人口比例來計算，猶太人口佔比不到2%，但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比例遠超其人口比例。
以美國當前的民意分佈為例，根據一項哈佛民調，高達80％的美國登記選民在今天的加沙戰爭中更為支持以色列，只有20％更為支持哈馬斯。另一項蓋洛普民調亦顯示，雖然過去20年，更為同情以色列的美國民意有所下降，但直到今天也以51％之數，遠遠超越更為同情巴勒斯坦的27％。這就在根本上決定了拜登政府任何想要遏制以色列的想法都不可能得到堅決執行。而以色列則可以通過利用這些民意，反過來支配美國的政治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