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凱：希望美國不會荒唐到認為「每隻餃子都藏有監視晶片」

近些年來，「修昔底德陷阱」成為探討中美關係時的一個常見術語，其對應的現實是中美雙邊關係複雜多變，尤其是美方，在競爭的同時期待兩國「負責任地管控競爭」，既要築起「小院高牆」，又不得不與中國在眾多領域依存合作，體現在行為上，如一邊擴大制裁名單，一邊安排高級官員訪華。

中美互動如何擺脫一些思維困境？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又將給中美關係增添哪些不確定性？近日，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北京對話」聯合創始人李世默，在北京進行了一場有關中美關係的深度對話。

李世默：中美兩國正在進行非常激烈且全方位的競爭。艾利森，你創造了一個人人都在使用的術語——「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主席在10月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也用了這個詞。我們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嗎？還是在擺脫「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謝謝你。我於2012年在《金融時報》上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後，很多人引用，但習近平是第一個引用這一概念的大國領導人。他認為中美之間爆發戰爭並非必然，我非常同意。實際上，我們有必要擺脫「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一名中方官員向我解釋的，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因為中國知道，舊的大國關係模式經常演變為我所描述的競爭關係。

在過去500年間，我們看到了16次「修昔底德陷阱」，其中12次以戰爭告終，4次沒有爆發戰爭。因此，戰爭是可避免的，但總體風險也很高。我們現在重視中美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風險，是因為歷史提醒我們，這種挑戰有嚴峻性。因此，如果一切照舊，外交照舊，就會導致歷史重現；如果中美真的發生戰爭，對兩國來說都將是災難性的。我們必須做得更多且更好。

李世默：如果修昔底德看到中美關係現狀，且願意幫助我們避免戰爭，他會給美國和中國分別提出什麼建議？

艾利森：他會認為，現在發生的一切都符合劇本，中國的表現符合傳統新興大國的樣子，美國的表現符合傳統守成強國的樣子，雙方正在加速朝着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衝突的方向發展。我曾於2017年在《註定一戰》這本書中寫道，中美關係可能「沒有最糟只有更糟」；當然，這是假設雙邊關係按照當前軌跡繼續發展。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提到，他曾試圖分析雅典和斯巴達競爭的過程，以便瞭解雙方所犯的錯誤，能夠讓未來的政治家做得更好。

面對中美矛盾，我認為習近平和拜登都一直在努力解決問題，但這充滿複雜性。中美一方面經歷着歷史上最激烈的競爭，但同時又在很多方面存在利益關係，需要互相合作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這兩個方面將中美關係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扯。因此，對於具有戰略想像力的領導人來說，如何為這一矛盾關係制定管理框架是具有挑戰性的。這正是習近平和拜登在三藩市試圖做的事情，我認為他們的第一步做得很好。

崔天凱：如果修昔底德今天還活着，他應該不希望看到人類沒有吸取歷史教訓，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樣的錯誤。不過，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例如，兩國元首在峇里島和三藩市舉行了建設性的會晤，他們彼此保持着密切的溝通。此外，高級官員們也在相互溝通。也許我們仍然沒有達成很多共識，但雙方都越來越願意更多瞭解對方，試圖更好地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希望我們能繼續向前推進。我始終認為，擺脫或避開「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辦法就是走出一條新路。

李世默：多年來，我一直往返於中美兩國之間。前幾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國會上說，美國與中國正在進行全社會的競爭，我當時感到震驚。但經過最近幾年，我認為他說的對，事實就是如此，這一思維也蔓延到了中國。

當下，即使是過去只追求利潤而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現在也無時無刻不在考慮中美競爭。我們如何擺脫這一狀況？光是通過兩國領導人對話，是無法解決困境的。

艾利森：我再次強調中美關係存在無法回避的複雜性。兩國為了各自的生存都必須避免一場可能演變成核戰爭的大戰。我們能否生存下去，取決於雙方的合作，這應該是非常強大的合作推動力。當然，還有氣候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生物圈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都可能使彼此無法居住。我們的金融體系、經濟體系關係很緊密，民間來往也很多。因此，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兩國政府能否找到一種可以將合作具體化的戰略思維：一方面，中美之間存在高度的不信任和甚至敵對性認知；另一方面，中國的貢獻也很突出，如去年太陽能電池板裝機量超過美國25年來的裝機總量，從而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創造了更適合生存的氣候環境，我認為這是件好事。因此，我們需要妥善處理這一複雜性。

李世默：不幸的是，最壞的結局有時會發生，雙方同歸於盡。你提出的氣候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生產最便宜的太陽能設備和電動汽車，然而歐美的態度似乎是「我們寧可不解決氣候問題，也不買中國產品」。

艾利森：前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John Kerry）會優先考慮氣候問題，但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會優先考慮美國生產商的利益，因為他們的成員可能面臨失業。美國政治如何平衡這兩方面的考慮，取決於這一行業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工會的相對重要性。

過去30年間，兩國產業對比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前中國製造業微乎其微，現在變成了所有大規模製造產品的第一生產國。美國正在經歷較為痛苦的調整，尤其是這一調整對鄉鎮造成巨大影響。

崔天凱：我看到，美國政府嘴上說的跟實際行動之間存在很大矛盾。有時我真的很困惑，不知道哪一邊才是真實的。

例如，我們都同意應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展合作，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與此同時，這麼多家中國公司受到美國制裁，大概有1500家左右，其中很多是從事綠色經濟的公司。美方這樣做，導致新技術、新產品很可能被放到所謂的「小院高牆」裏。但是，應對氣候變化，僅靠發表政策聲明是不夠的，必須讓整個社會攜起手來，要有企業界的參與。然而，中國許多大公司都受到制裁，它們怎麼可能參與到這一合作中來呢？

艾利森：目前在美國安裝的太陽能電池板，有75%是中國製造的。這是因為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品質更好，成本也更低。然而，我認為新能源車的問題尤為複雜，因為汽車行業是美國人較為看重的，並且，這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利益相關，而它是民主黨政治支柱之一。

崔天凱：我認為你說的沒錯，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另一層面。雖然應對氣候變化、產業升級，推動綠色經濟是為了全球所有人的整體利益，但是，一些人、一些群體所付出的代價很可能相對更高。我們必須更公平地分擔成本和分享收益。

艾利森：有一次，我和你談到這個問題，你指出，在自由貿易體系下，各方都能買到更廉價、優質的產品，這對任何消費者都是好的。但對某些製造群體而言，不是這樣。比如俄亥俄州的鋼鐵工人，他們在國際鋼鐵市場落伍了，只能以不可持續的低價生產鋼鐵，可能無法參與競爭。

我認為，貿易在全球範圍內如此迅速和廣泛地拓展是一件好事。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預料到，利益受損的群體會產生更大的反彈。因此，在如何對他們進行補償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想像力。

崔天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總是強調，我們不應該把一切都寄託於市場。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之一就是共同富裕、共用繁榮。我們密切關注所有潛在負面影響。但是，我們仍然不應該被「中國恐懼症」所誤導。當美國的一些高級官員說，不應該讓中國的電動汽車出現在美國街道上時，令我很震驚。她還聲稱中國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把全部300萬輛電動汽車同時熄火，好像「瞬息全宇宙」。

我沒想到高級別官員會說出這樣的蠢話。希望他們不要變得更荒唐。我有點擔心，有一天他們會警告人們不要去美國的中餐館，聲稱每隻餃子裡都可能有晶片，它們會監視每個美國人。

艾利森：中餐是我的最愛，那我全身都有晶片咯。

崔天凱：希望人們不會如此瘋狂。

李世默：如果我們能做出這麼高級的晶片就好了。

崔天凱：如果中國真能做出這麼高級的晶片，倒是可以有更好的用途，而不會用來去監控誰。

本文節錄自《崔天凱、格雷厄姆·艾利森、李世默：中美“大碰撞”如何化危為機》，並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