袪魅與祝聖——對韋伯「以科學為業」的回應

而一個文明人，置身於被知識、思想和問題不斷豐富的文明之中，只會感到「活得累」

在此，個人的死亡被文明的無窮演進宣告為虛無，每個人在有限的生命當中所能收穫的都不過是些浮光掠影。相較於文明人的處境，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的境況就要好得多，「他能感到此生足矣」。韋伯還進一步指出，科學不僅沒有給出一個可以為生命的終極意義進行說明的答案，它反而預設了一個前提－－科學的認識值得追求！而這一前提自身又需要從終極意義中獲得支撐。針對科學為現代人帶來的境況，韋伯持有一種理智而嚴肅的悲觀，他似有不甘地說道：

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袪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

韋伯口中消失了的終極價值，想必是那些「真實的存在」、「真實的藝術」……

在演講中，針對現代人的內心處境，韋伯並無肯定的評價。同樣的看法也迴蕩在精神分析學派中，現代人的心靈疾患更多地是一種文明病，焦慮、不安、壓抑成為共同的主題。理性與自我意識是帶來光明的新神，它們廢黜了顯示在各民族的傳說、神話、宗教等等敘事中、作為無意識之化身的幽暗舊神，這種理智約束與自然情結的衝突造就了內心的紊亂。在此我們是否也持有同樣的態度？或者說，在正視與承認現狀的前提下，我們該以如何回答終極意義的問題？我們該以何種方式回答？

在這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問題，是否事情真如托爾斯泰與韋伯所斷言的那樣：現代生活的無窮進步性宣告了生存與死亡的虛無？

文明不會有一個終點，它要麼是在路上，要麼戛然而止。

在這個意義上講，韋伯口中的巔峰就是一個幻象，它是要被祛除的「魅」。由於失去了一個幻象而痛苦，就是執迷不悟。世界的理智化過程放逐了那些古老的神，即便在將來我們會重新喚回遠去的諸神，那時他們也必不再是離開時的模樣，他們等待著再次被流放。

袪魅驅逐了過往的終極價值，我們的生命曾經依於它們而獲得意義。但袪魅也帶來祝聖（Weihung）的可能，現代人的生命藉著它將收穫新的意義。韋伯其實給出了這個答案：在袪魅後的時代，為生命祝聖的方式就是「以……為志業」（......als Beruf），它是韋伯兩篇演講的標題形式。依據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考察，「志業」或「天職」是上帝為人在塵世中安排的義務，履行義務、積極的參與俗務合乎神意。但在我們這裡，志業不再是神預先的安排，它是人的選擇。人的選擇必是多樣紛繁，道路不只一條。但並非所有的選擇、所有的道路都可以說是志業。

志業要能為生命祝聖，一方面要求它在有限與無限之間建立起聯繫，另一方面也要求此種聯繫可被理解。就第一方面來說，它意味著志業要能夠使有限的生命「客觀化」（Objektivierung）。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夠建立起有限與無限之間的聯繫，韋伯給了我們兩個肯定的例子－－科學與政治。但像流水線上的工人、超市的收銀員等等各類事務性人員，在他們的位置上難得說有多少造或心血的投入，他們頂多達到了一些技巧上的突破。他們的生命「落入」文明的演進與歷史的軌道中，但他們並沒有「嵌入」其中，他們並非不可替代。就第二方面來說，聯繫的可被理解性意味著之於有限的一方，也即一個人，他認同自己投身於這條道路或事業的動機。意義就是從此處而來，意義只會出現在主觀的理解之中。即便是一名教師，如果他不能這樣說服自己：「我對他人負有某種責任，我不能冷眼旁觀－－看著他們一頭栽進自己的命運」，那麼即便他已在工作中付出了心血，對於他來說也只是在疲於奔命，他是被某些外部要求促逼著前行。即便他點亮了他人，他也無法燭照自身。如此下去，他就不可能走出虛無的深淵。

「以……為志業」在當下成為了每個人可能的選擇而不再是預定的「唯一」，由於意義總是在主觀的理解中，那麼即便是投身於同一項事業的人，他們對於自己工作的看法也可能各不相同。他們只有微弱的可能達成一致，分歧總是擁有更大的存在可能。每個人所把握大的終極價值，更可能是「多」，而更少地是「一」。從經驗觀察出發，我們所見的是相互紛爭著的諸多立場。韋伯將其描述為諸神之間無休止的鬥爭。

對於某些人來說，價值多元作為一種現實是過於殘酷了。每個人必須自行決斷走上怎樣的道路。「什麼是神聖，什麼是凡俗；什麼是偉大，什麼是渺小；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怯懦；什麼是高貴，什麼是粗俗；什麼是主人，什麼是奴隷」，他必須自行判斷，而在過去這些區分則是在各民族的宗教、神話、史詩、歷史、藝術等等敘事中完成。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清楚引導著他的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但是每個作出選擇的人暗地裡都明白，一旦作出選擇就無人替他承擔責任。「人，由於命定是自由，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每一個決斷都是考驗，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有可能要經受考驗。如此眾多的考驗讓人窒息，有人便想到了逃避，薩特把這種逃避稱為「自欺」。然而就算他逃避一個選擇，逃避自由和責任，他也總是已經選擇了逃避。逃避是一種背叛，它背叛並否定了人的歷史，它試圖返回的故鄉不是人的家園而是動物的巢穴。自由、選擇和對責任的承擔，意味著人的個性之塑造。

對韋伯來說，秉持「責任倫理」的政治家則被視為典範。一個政治家必須清楚地洞察在走上不同方向後可能導致的結果，他要在做與不做之間作出抉擇。（資料圖片）

祝聖只能是對一個人的祝聖，而非一個動物，因為動物只配作犧牲。逃避選擇、自由和責任，就是逃避成為人，如果不成為人，那麼他就是試圖成為奴隷，一個擁有著人的軀殼的畜生。禽獸才不會問「什麼是神聖，什麼是凡俗；什麼是偉大，什麼是渺小；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怯懦；什麼是高貴，什麼是粗俗；什麼是主人，什麼是奴隷」，因為它的本能和慾望早就替它回答了這一切。由於無須作出決斷，那麼動物對自己的週遭也即其感官所觸及的一切就沒有朝向性，或者區分。一切存在者之為存在者之於動物總是模棱兩可、含混不清。動物缺乏一個世界，它們只擁有一個環境，而人則不同，他已經學會了暫時向某些本能和慾望說「不」（但不是取消它們），他必然在所遭遇的世界中有所決斷、有所區分、有所取捨，他的生存（Existenz）即是「在世存在」（Sein-in-der-Welt）。

面對價值多元的情形，在〈以科學為業〉一文中並沒有給出一個肯定的例子。但在〈以政治為業〉中，秉持「責任倫理」的政治家則被視為典範。一個政治家必須清楚地洞察在走上不同方向後可能導致的結果，他要在做與不做之間作出抉擇，「周旋於魔鬼的勢力之間」。不論結果怎樣，他都知道責任在自己，不在世界。換句話說，之於一個政治家，重要的事情不在於因降生於盛世而感到慶幸或者悲嘆時運的不濟。一個以政治為生而非靠政治而活的人，他最大的激情不是讓人顫慄的、那種瞬間迸發出的激盪；相反，他的熱忱是冰冷，是對理性與清醒長久而隱秘地秉持，「今夜如此，夜夜皆然」。對於其政治抱負的堅持，他要做到至死方修。換句話講，政治家的宿敵只會是他自己。政黨的綱領與口號一定是公開而鮮明，但政治家的底牌只能在最後才揭曉。這樣的政治家，在《三體》這部作品中被稱為「面壁者」，其典型是章北海，雖無面壁者之頭銜卻行面壁者之事。在這樣的政治家身上，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是合一的。

如果一個人在找到內心的呼喚之後，以這樣的政治家為榜樣，勇敢地面對他被拋入其中的世界的要求，那麼不論他被拋在何處，他的生命將總能夠嵌入到他所獻身的志業當中。他所獻身的事業並不抹消他的個性，他的個性也不會侵佔整體，有限與無限就是如此被關聯在一起，就如夜空中閃爍的星光，不僅澄亮了自身，也顯出了黑夜的純淨與柔和。正是如此，我們才會感嘆：在貧乏的年代裡黑夜與白晝是同樣的落寞，而在激盪的歲月中總有群星在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