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特朗普、法國馬克龍——世界新秩序？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vcg圖片）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龐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

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

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

但是，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