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農工商各司其職：《台北物語》的政治經濟學

《台北物語》是一陣挑釁和發洩的狂風，施虐者是在影廳裡喧嘩吵鬧的觀眾，對象是資本主義台灣冠冕堂皇的門面、首善之都：台北。（電影海報）

其次，《台北物語》的人物設定也很有趣，故事正式開始於一間有游泳池的別墅，池畔坐著一個優雅的女醫師和她的父親，這是個企業主之家，父親是富甲一方的企業老董，他幫女兒媒合姻緣，並用自己的勢力幫女婿選上市議員，真是對不折不扣的神仙鴛鴦，借用馬克思的話，他們是台灣社會的「統治階級」。

這對因為權力而結合的伴侶，無法忍耐婚姻的束縛，因此夫妻各有情婦情夫，尤其是市議員先生，他不但有情婦，還僱用情婦的弟弟做助理，這對姐弟為了生存緊緊抱住議員的大腿，一個滿足老闆的色慾、一個包辦檯面下見不得人的骯髒工作。

如果這部電影有一個故事主軸的話，那就是一樁五千萬利潤的工程弊案了，這是個十足台北的故事，更是台灣民主的寫照，市議員助理和建商偷偷在茶館碰面，七位市議員幫一樁工程案護航，幫這名專門承包都市更新、為賺錢不惜謀財害命的建商開道，建商從稅金賺取暴利，而市議員獅子大開口要求一人五百萬的回扣，和有錢人私相授受毫不手軟，只要小心避免酒駕和外遇等負面新聞被踢爆，就足以再次贏得選民的託付。

都市是資本積累的中心，國家是資產者的管委會，資本牟利的邏輯是推動城市運轉的驅力，這不正是台北生活缺乏人味的原因嗎？

再次，電影裡登場的除了菁英階級以外，還有一個遊手好閒的慣竊和一個傾家蕩產的寡婦，在一個尋常夜晚，慣竊順手牽羊偷走了一輛計程車，在路上巧遇了寡婦，最後由於連串的陰錯陽差，他們抓住了議員的把柄：酒駕和外遇的證據，原本只想詐騙個五十萬就好的慣竊，在寡婦極力勸說之下，也橫下心來決定狠狠勒索個五百萬。

像這類無職業和赤貧之人，城市裡並不少見，這種人被馬克思稱為在社會最下層腐化的「流氓無產者」，比起反抗，他們更甘願被收買或者去做反動的勾當。慣竊的爸爸因為家被建商放火而一蹶不振，間接導致了他的墮落，寡婦被女醫師誤診而以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散盡錢財後生活陷入困境，嚴格來說他們都是有權勢者手下的受害者。

但是在電影裡，他們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無不卑鄙，一點也不值得同情。在這個故事裡，不同階層的人串在一起，上對下、下對上、心照不宣或開誠佈公的結盟、掠奪。有錢的人想繼續當有錢人，啃食著底層，沒錢的人也想當有錢人，逮到機會就狠狠反咬一口，「五百萬」就像個神秘符號，是所有人靈魂深處的共通語言。

看似異質化的城市，雖有形形色色的謀生方式，但人們背後的價值觀卻高度同質化，從位高權重者到販夫走卒都用個人主義的方式思考，台北既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中心，在這裡什麼都是商品化的，而金錢，則是商品世界的通行證，是可以被私人擁有的社會權力，因此，貪慾壓倒一切，賺錢就是道德。

故事中，當每件不可告人之事都被掀開後，眾人反一哄而散，留下情緒被翻來覆去無法平息的觀眾，胸口一股衝動無處可發。（網絡截圖）

最後，電影來到結尾的高潮，議員、女醫師、情婦、情夫、助理、建商、慣竊和寡婦共處一室，議員和建商分贓、助理和黑道勾結、情夫見異思遷言不由衷、家被強拆的慣竊闖空門害情婦一家陷入貧窮、女醫師濫用丈夫權勢、享盡榮華富貴的寡婦要討公道。

無數條故事線牽強地糾結在一起，每個角色同時深陷其中、同時又彷彿事不關己，誰都受害、誰都沒資格譴責別人也沒資格主持公道，所以這個場景下吐出來的每句對白都荒謬，電影裡的經典無厘頭台詞「士農工商各司其職」可以說是這裡最恰當也最不恰當的註腳。

當每件不可告人之事都被掀開後，眾人反一哄而散，留下情緒被翻來覆去無法平息的觀眾，胸口一股衝動無處可發。

原因無他，這部電影不但撕毀了人的道德面具，更向觀眾展現了一個沒有正義沒有希望的體制，讓觀眾深刻體驗到自身的這種異化，也讓觀眾被推向了集體瘋狂，第二次、第三次買票進電影院，無視基本禮儀對著螢幕大聲吆喝，自虐式地復誦片中牛頭不對馬嘴的台詞，在生活中拼命找尋荒謬。

其實《台北物語》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人們對冠冕堂皇之物的信任早已蕩然無存，對資本主義式的道德也早已厭煩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