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想一種道德的色情作品 ――讀《虐待狂的女人》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是英國當代重要的女性主義作家，她以敘事實驗和語言創新而著稱於世，並以超現實主義的奇異故事而自成風格。其中，《血窟》等小說致力於解構童話故事所建構的女性形象；《新夏娃的激情》、《馬戲團之夜》則以後現代的手法拆解了性、性別、種族等一切刻板定見，編織了一個個絢爛飄忽的新童話故事。卡特不僅以小說進行文化批評，也發表大量的評論文章，參與當代各種思潮的論爭。
「道德色情」（Moral Pornography）是安吉拉．卡特在《虐待狂的女人：文化歷史批評練筆》（The Sadeian Women：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1979）一書提出的概念。卡特大膽地把色情與道德並置，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以此提倡一種可以服務於女性的色情作品。一般而言，色情作品是由男人創作，併為滿足男人的慾望而生產的。
卡特認為，傳統的色情作品往往以神話的方式運作，抽離了社會現實，從而掩蓋了性關係賴以產生的現實矛盾；女人不是要逃避色情作品，也不一定要消滅色情作品，而是要積極利用這一文類，生產出顛覆傳統的、為婦女所用的色情作品。基於此，她認為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堪稱道德的色情作家，因為他揭示了造成婦女屈從的社會現實，他肯定了婦女的性權利，生育不是婦女必須盡的義務，婦女可以擺脫生育的舒服，享受性的愉悅。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
一、女性主義關於色情的論爭
「色情」是女性主義理論關切的重要議題之一，因為色情作品承載了各種厭女的想像，色情工業吸納了大量女性參與其生產的各個環節，它是女性屈從地位的根源之一。相對於傳統從「淫穢」的角度批判色情，女性主義者主要批評色情品對女性的矮化和物化女性。她們認為性本身沒有錯，問題出在色情作品想像女性與表現性的方式。20世紀60年代，西方婦女運動與民權運動結盟，更加關注婦女的性權利。正如美國學者伊麗妮（Irene Diamond）所論證的，在過去幾十年間，色情的概念已經發生變化，原來普遍認為色情是關於性行為的，而今則認為色情是關於權力與暴力的問題，色情議題關切的不再是男性作者與男性消費者，而是婦女。換言之，女性主義更關注婦女在色情作品的製作、傳播與消費等各個環節中是否擁有權力，是否能夠免受污辱與傷害。
20世紀80年代，婦女反色情運動遍及歐洲各國，並催生出大量關於色情的論述。反對色情的著名學者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認為，色情赤裸裸地展示對婦女兒童的強姦與暴力，本身就是性強迫、性霸權和性剝削的形式，它們「把強姦、毆打、性騷擾、賣淫和對兒童的性侵犯色情化，從而確立了男性威權並使之合法化，把控制與屈從的關係也情慾化。」她的盟友德沃金（Andrea Dworkin）也認為色情作品的實質是針對婦女的暴力，它喚起了男性內心深處的死的本能，並鼓勵男性以性的方式投射到婦女身上。她們起草了人權法案（Minneapolis Ordinance 1983），並積極推動以法律形式禁止色情作品的生產與消費。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激烈反對麥金農的做法，凱特．米莉特、蓋爾．魯賓等著名學者組成「女權主義反檢查制度行動力量（FACT）」，她們站在「反對審查制度」的立場，捍衛出版和言論自由。她們反對壓制，呼籲改變：我們應該改變色情品的內容與表達方式，多出版為女性服務的色情作品，鼓勵女性去消費男性，或自己消費女性，用女人的話語去表達女性的性，以取代男性話語來表達女性的性。總言之，是「由女人來生產，為女人而生產。」安吉拉．卡特熱情響應這一呼籲，她的文化批評著作《虐待狂的女人》和《沒有神聖：被選擇的書寫》，就致力於批評色情文學、色情明星、《花花公子》雜誌等現象，並倡導一種對女性友善的道德的色情作品。
卡特在解讀薩德的作品的基礎上提出了道德色情的概念。在20世紀之前，薩德被大多數國家查禁，如今，薩德已經成為一種現象，羅蘭．巴特稱之為「薩德神話」。在卡特之前，已經有很多著名的學者為薩德辯護，包括詩人阿波里奈、拉美爾、波德萊爾、布朗肖，著名學者傅柯、巴塔耶和羅蘭．巴特。阿波里奈稱讚薩德是「有史以來最自由的精靈」。巴塔耶把薩德看作是文學創作的違禁者，是勇闖世俗禁區的先鋒，是色情史上的一座豐碑，他關於色情的論述遵循的是薩德提供的兩條道路：違禁與否定。傅柯也這樣說過：「薩德的性是沒有規範的，缺乏有關自身本性的內在規則。」而傅柯認為薩德解放得還不夠徹底，還是以生殖器為中心的。巴特強調薩德的魅力是他所創造的複雜的語言世界，巴特在其《薩德、傅立葉、羅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一書說，他們三人都不約而同創造了自己的語言系統，他們的作品都以原創性的符號展現了不同凡響的獨特意義，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熱情（傅立葉）、情色象徵（薩德）及宗教精神（羅耀拉）的顛峰境界。
安吉拉．卡特贊同這些學者的論述，然而，她有不同的閲讀目標，她要重新喚起人們對薩德筆下的女主角的關注，並以此參與女性主義關於色情的論爭。她的閲讀方法並非傳統的、接納式的解讀，而是女性主義所常用的對抗式閲讀、對話式閲讀、歪讀；她拒絕成為被動的讀者，而是積極地介入、補充、闡發文本的意義。
二、何謂道德色情
色情的詞源來自希臘語的「porne」，是妓女的意思。牛津英語詞典對色情的解釋是：「對妓女或她的恩客的生活方式的描述。」朗文英語詞典的解釋是「目的為了喚起性興奮的作品」。從詞義來說，「色情」除了與性密切相關，也與淫穢和不道德聯繫在一起。當卡特提出，色情作品可以是很道德的，是可以為女性服務的，她的觀點馬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正如她在1988年的訪談中說的：「道德色情這一術語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導致（部分）姐妹們的誤會。」有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卡特的論述是偽女性主義的，是敵人陣營派來的奸細。卡特在的一篇文章中辯駁道，她對薩德的閲讀是一種創造性的閲讀，是舊瓶新酒，而她非常樂意看到「新酒把酒瓶撐破。」她希望透過這種創造性的閲讀來打破那些包裹在經典文本四周的厚重而僵化的意義。
在《虐待狂的女人》的前言部分，卡特描述了道德色情作家的必備條件：承認每個性別都有享受性與性愉悅的權利；以色情作品來批判現實社會中不平等的性關係；通過對現實的、多樣化的兩性關係的描述，揭示把肉體神秘化的傳統文化的運作；不把女人看作敵人而是盟友；拒絕把兩性關係看作是普遍化的、恆定不變的。（SW, 19-20）在卡特看來，道德的色情作品是那些勇於批判現實，積極倡導女性的性權利的作品。
然而，大部分色情作品並不符合卡特所定義的道德。卡特批判傳統色情描述的只是抽象的慾望，而不是真實的男人與女人的形象。她把色情文學的歷史追溯到街角、廁所牆上信手塗鴉之作，她說，那些只描繪生殖器的塗鴉，把女性的身體表現為零與虛空，這一虛無的符號，正是很多色情作品的樣本，把女性表現為被動的、等待男人來填滿並賦予意義的。與麥金農、德沃金不同，卡特批評的重點不是色情作品如何把女人矮化與物化，而是探索色情作品如何把女人抽象化、符號化、虛無化。色情作品依據「生理決定命運」的邏輯，把性簡化為生殖器的抽插運動，這些作品表現的不是獨特的個體，而是抽象的群體特徵：「所有的色情作品直接來自神話，它的男女主人公，從最粗俗的到最細膩的，都是神話的抽象……這些原型的再現之中沒有真實的女人和男人。」（SW，6）卡特從色情作品裡讀出了神話運作的脈絡，從中可以看出她思想的一個重要資源，就是羅蘭．巴特的神話研究，解構神話的努力貫穿於她一生的思考與寫作之中。
卡特認為，性行為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意識形態控制著人類最隱私和最親密的行為。在上床之前，對方的階級地位、父母的生活、銀行存摺、性與情感的期待，乃至我們所有的生平經歷都會影響到我們的選擇。相對而言，女人更難於自由表達自己的慾望。在文學以及生活中這樣的故事層出不窮，貴婦人雖然對丈夫的男僕動了春心，但礙於身份地位而裹足不前，但她的丈夫不會介意勾引他的男僕的妻子。《咆哮山莊》的凱瑟琳不能嫁給克利斯多夫，因為他可能是從孤兒院撿回來的。她只是存著這樣的念頭，就已經高燒並早夭。女人們拒絕性與愛情的吸引，僅僅是因為考慮到階級、宗教、種族和性別。我們性交的方式更多地不是由親密關係決定的，而是由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所決定的。薩德在18世紀就發現了陰蒂是女性性慾的關鍵，而19世紀的佛洛伊德卻拒絕承認這個簡單的事實，認為女性只有從陰蒂快感轉向陰道才是正常的。
Andrea Arnold執導的電影《咆哮山莊》於2012年上映。（網絡圖片）
卡特批評大部分的色情作品根本沒有發揮其基本的功能。色情作品只喚起性興奮，情節雷同而毫無新意，只為促使性行為的發生，而無法給讀者（觀眾）帶來意外和驚喜。其次，色情作品儘量迴避真實世界的狀況，也不自由表達慾望。色情作品是男人製作為男人而生產的，幾乎無法喚起女性情慾的描寫；從方法上說，就像給旱鴨子寫航海指南，不得要領；從思想上說，女人如果按照這樣的文化腳本去做，她必然會失落自我，也失去她的伴侶。她什麼也得不到。卡特進一步推論說，由於忽視了社會環境，因而肉體被神秘化，對愉悅的追求變成了形而上學的需求，並且振振有辭說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而世界則從抽插的場景中失落了，消失了。
卡特在批判了色情作品的抽象化與空洞化之後，轉而從薩德的作品中尋求符合道德的色情作品。卡特的這個選擇把她置於激烈論爭的漩渦之中，很多女性主義者都視薩德為敵人。西蒙．波娃、凱特．米麗特、德沃金把他視為極端的厭女主義者和男性蔑視女性的代表。卡特也並非全然肯定薩德對女性的描寫，但是，她要試驗一種對抗式的閲讀方法，通過置換文本的意義，閲讀出對抗它自身的意義來。
卡特肯定薩德的反叛精神與諷刺手法，且認為他是最徹底的，「他相信我們可以給社會帶來激進的改變，其目標是讓我們拋棄那些深深地嵌入我們的本質之中的權威，包括老亞當、上帝、國王和法律等象徵男性權威的意象。」（SW，24）顯然，這種變革的精神是與卡特的解構神話的規劃是一致的。總而言之，薩德可能成為女性的同盟，是基於以下原因：首先，薩德明確表明，女人也可以主動去做愛，他鼓勵女人大膽釋放其性能量，以這樣的方式進入歷史，從而改變歷史。其次，薩德質疑母職的神聖性，反思那些視母職為天然職責的文化理念；薩德戳破了婚姻的神話，指出那些看似穩定的關係可能包含了最殘酷的剝削。再次，他不是從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女人，而是從政治現實的角度去思考。由於他把性看作是政治現實，因而無可避免地是違背法律的。最後，薩德的作品被禁，不是因為淫穢與反道德，而是因為他的作品挑戰了主流的價值體系，直接描寫了社會的不公正。
總言之，道德的色情作品應正面社會現實，它跟其他文學藝術一樣，不放棄其對社會的關懷，也追求藝術表現形式的創新。卡特認為，如果色情作家嚴肅看待色情創作，把色情作品看作藝術來追求，而不是僅僅為了性刺激而製造的商品，它就有可能是道德的，並有更高的藝術價值。
三、道德色情作家：薩德
如果從故事表面來看，薩德的著作確實是詮釋了這樣的道理：好人常常被荊棘刺傷，惡人卻總是收穫玫瑰。然而，卡特對薩德進行了對抗式的、顛覆性的閲讀。她關注的是薩德所揭示的血淋淋的現實，女性正是處於這樣的現實困境之中：善良純真的女性遭受欺詐與虐待，敢於追求權力的女性才有出路，但又被迫變成惡魔。
卡特認為薩德可能成為女性的同盟，首先，薩德明確表明，女人也可以主動去做愛，他鼓勵女人大膽釋放其性能量，以這樣的方式進入歷史，從而改變歷史。其次，他描寫了掌握著主動權的虐待狂的女人，薩德把這些女人（茱麗葉是典型代表，見《茱麗葉，或喻邪惡的喜樂》（法語：Juliette））描寫成惡魔式的人物，卡特說，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自由的婦女會變成魔怪，她們會被放逐到人類社會以外。這些婦女為了獲得性自由而傷害甚至殺害其他人，就像那些行俠仗義的人會殺害人一樣。再次，薩德質疑母職的神聖性，反思那些視母職為天然職責的文化理念。最後，他不是從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女人，而是從政治現實的角度去思考。由於他把性看作是政治現實，因而無可避免地是違背法律的。
薩德的《茱麗葉，或喻邪惡的喜樂》（Juliette）（網絡圖片）
那些反對薩德的批評家認為，薩德是揚惡懲善，是反人類、反道德的；很多女性主義者也批評他把善良的女性描寫為性與暴力的對象，而把主動的女性描寫成惡魔。然而，卡特歪讀薩德，認為瑞斯汀娜和茱麗葉兩姐妹代表了兩種女性，一種是男人理想中的純潔完美女人，一種是敢於反叛的新女性。薩德的描述正是與女性主義的洞察殊途同歸：柔弱順從的女性最終成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而叛逆的女性得以活出真我。
瑞斯汀娜善良、純真，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基督徒。她13歲時，由於父親掌管的銀行破產而淪為身無分文的孤兒。她嘗試服務於教堂、做清潔婦、女僕，但卻處處被人陷害、利用，被男人強姦、虐待乃至幾乎斃命，然而，她始終不改其善良純真的本性。卡特分析道，她不斷被懲罰，只因她犯了一個罪――她生而為女人。她為此而像被驅逐出伊甸園的夏娃一樣，要以肉體的痛苦來贖罪；她又像女性的基督，嚴苛的父親上帝只是為了自己的高興而折磨她，她的美德只是為她的受難添上色彩，卻對世人沒有什麼助益。她把美德看得比生命還重，美德是她生命的終極目標，但她沒有能力反省這是誰定義的美德。瑞斯汀娜無力控制自己的命運，她的貧困與女性氣質合謀剝奪了她的自主權。卡特像那個戳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一樣道破了真相：瑞斯汀娜所堅守的美德不過是男人為女人設計的華麗外衣；她所維護的女性氣質――被動、情緒化、脆弱、哀傷、犧牲――正是男權文化塑造的典型的受害者。
在關於瑞斯汀娜的幾部小說中，薩德用大量的筆墨描述了瑞斯汀娜受毒打和性虐待的細節。這是薩德的名字成為虐待狂（sadism）的原因，也是他為很多女性主義者所詬病的原因。卡特繞開了薩德對「弱肉強食」等自然法則的倡導，而把薩德歪讀為一位諷刺家，認為他諷刺了文化建構的這種理想的女性形象。卡特把瑞斯汀娜與好萊塢的瑪麗蓮．夢露相提並論，認為她們都是文化的產物。依據這樣的文化，女性應該潔身自好，沒有性慾。
在18世紀，女性在性方面的聲譽決定其本質。瑞斯汀娜認為自己是好姑娘，因為她沒幹那種事；當她被迫幹了那種事，她覺得自己還是個好姑娘，因為她沒有體驗到愉悅，說到底，性愉悅是女人的禁忌。在1940年代，活躍在好萊塢的夢露不可能沒有性，於是她從心底裡認為自己是壞的；既然是壞的，受到懲罰也就順其自然了，於是，她隨時準備接受懲罰，並用懲罰和痛苦來愉悅觀眾。瑞斯汀娜與夢露何其相似，都是貌若天仙，有著小孩般的純潔外表，靈魂向所有人敞開，對所有人都抱著信任的態度。她們是所有男人的夢中情人，但自己卻清純而不知情慾為何物。她們總是獵人的目標，卻從來不曾是獵人。
從卡特對薩德的閲讀可以看到，卡特肯定的是薩德對殘酷現實的洞察力，他拒絕說謊，他直接告訴讀者，弱者就會挨打；只有變成強者才可能活出真我。卡特進一步指出的是，女性不要自我認同為弱者而期待男性的保護，而應該自己主宰命運，成為強者。茱麗葉就是這種強者的典範，只是她所處的社會現實讓她的獨立自主看起來像惡魔。
茱麗葉的命運與妹妹的相互映襯，相互補充，瑞斯汀娜所控訴的那些罪惡，茱麗葉都犯了。阿波里奈認為茱麗葉是18世紀新女性的代表，卡特承續這樣的閲讀脈絡，把茱麗葉的故事看作是另一個版本的黑色童話：她在修道院接受了「仙女母親」阿碧絲的教導，正如神話中的仙女給灰姑娘裝備了馬車與舞衣，讓她可以進入豪華的社交場合，阿碧絲也把她培養成為理性、自主的女人，讓她把美貌與性當作謀生的工具。父親的死亡讓她有了選擇的自由，她迫不及待地來到妓院，在那裡，她做愛只有兩個目的，為了金錢或者愉悅。卡特認為，她跟20世紀倫敦或紐約的都會女郎一樣，以女性氣質為武器來謀取利益。茱麗葉撒謊，把自己的處女賣給了五十個客人；她遇到大人物時，願意為了前途而做噁心的事情；她為了更快地繼承遺產與爵位，她把丈夫殺了；為了保持苗條，她選擇做人工流產；為了獨占財產，她殺死女兒。她完全違逆了母性的美德，她拒絕了生育，因為她把性看作恐怖活動，看作是手榴彈，隨時都可能扔給男人或女人。尼采說上帝死了，卡特則從茱麗葉的故事讀出女神已死，新女性不再把成為善良、犧牲的女神作為人生目標。
四、道德色情作家：卡特
《虐待狂的女人》一書側重強調了薩德對於女性解放的意義，並強調薩德對當代女性的意義。卡特在引言部分說：「這本書既不是批判性的研究，也不是對薩德的歷史分析，而是對二十世紀後期一些問題的詮釋，這些問題是由他第一個提出來的，即關於文化如何決定婦女的本質以及男性與女性的關係。」（SW，1）卡特敏鋭地觀察到文化神話對性的規範，並透過論文和小說寫作來解構這些神話。
卡特在《沒有神聖》一書尖鋭地批評了《花花公主》（Playgirl）和《琳達．拉芙蕾絲的揭密》（Inside Linda Lovelace，以下簡稱《揭密》），這些書籍雜誌都打著女性性解放的旗號，其實是再度把女性定義為被動的性對象。色情女星拉芙蕾絲在宣揚性自由時，完全沒有「社會或精神解放」的理念（NS, 147），而只是偽裝自己是自由的。在卡特看來，拉芙蕾絲的性冒險讓她成為成功的電影明星，是因為她完全沒有挑戰觀眾的態度與立場。卡特認為，只有那些「開始對真實世界的真實關係進行評論」（SW，19）的色情作品才可能具有顛覆的力量。而拉芙蕾絲只是把這些關係變成了「各方的幾何相交」（NS，149）。卡特對《花花公主》的批評則更加複雜，她引用《花花公主》的編輯宣言：「個體解放的成功是我們生存的典範」（NS，101-102），說明該雜誌並不尋求社會的解放。卡特梳理了藝術作品中男性與女性裸體的歷史，指出女性的裸體「幾乎沒有背離她的自我，因為她皮膚比衣服更有價值」（NS，103），女性裸體的歷史使得女性的身體兼具活力與性的功能，而男性的裸體沒有這樣的圖象學的意義。而《花花公主》的男性裸體不具有挑逗的作用，是因為其表現身體的方式非常庸俗。
琳達．拉芙蕾絲是一名著名色情演員，以演出電影《深喉嚨》聞名。她因前夫成為色情演員，在離開色情電影業之後，成為反色情電影的發言人。（網絡圖片）
卡特批判《花花公主》和《揭密》中的庸俗色情描寫，那麼，她自己的文學創作展示了怎樣的圖景？是否符合道德色情的特徵呢？卡特的小說也描寫很多殘暴的性場景，在她的第一部小說《影舞》，針對女性的暴力都是虐待狂式的，女主角吉斯雷妮（Ghislaine）被她的情人羞辱，她甚至乞求更多的痛苦與羞辱。在《愛情》中，安娜貝爾（Aannabel）自殺了，因為這是她唯一可以表達自己意願的方式。中篇小說《血窟》對話童話《藍鬍子》，描寫了地下室裡刑具、斷肢與屍體雜陳的恐怖場景。有評論家稱卡特為「色情研究院的最高女祭司」。薩爾曼．魯西迪則稱她是「一枚火箭，一副凱瑟琳式輪盤」。她的愛情與性的故事充滿殘忍和戰鬥的火藥味。
卡特筆下的性關係是社會關係的縮影，其本質是權力關係。她常常描寫「一見鍾情」，她最拿手的是戲仿，浪漫的愛情故事不過是煙霧彈，彼此的權力關係很快就得以揭示，《血窟》的浪漫故事是女主角以優美絕倫的鋼琴贏得貴族的青睞，她婚後不久就發現丈夫是殺人狂；《新夏娃的激情》的依弗林追隨妓女蕾拉回家，一路上眉目傳情，一上床就表示出鄙視與暴虐。卡特筆下的性處於一種緊張、混亂之中，溫柔的愛撫與和諧的性幾乎不會出現在卡特的作品裡，她更喜歡描寫倒錯的、暴虐的、禁忌的情慾。
跟薩德一樣，卡特也在小說中描寫茱麗葉式的敢於與狼為伴的、殘忍的女性，同樣，她也描寫瑞斯汀娜式的女性人物，如《新夏娃的激情》中的八個妻子，《黑色維納斯》中的湘，《霍夫曼博士的地獄慾望機器》中的阿爾柏蒂娜，卡特講述她們如何屈從於文化的束縛，甘心承受男性的奴役。但是，她講故事的方式不是讓讀者簡單認同她們，正如卡特的一位傳記作者所言，「卡特認為自己的職責是提出問題並指出它們的關係，她的目標是提升意識並促使變化；但讀者也有責任，閲讀卡特的作品必須保持一種積極的思考，只有讀者與文本的互動才可能從舊的關係中產生新的形式。」卡特希望讀者從她的小說中讀出女性與男性，女性與性的多種可能，她也希望把讀者從故事引向其產生的社會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卡特也是一位道德色情作家。
結語
20世紀70至80年代，女性主義圍繞著色情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論辯和深入的探討，安吉拉．卡特從解構文化神話的角度參與了這場討論，她一方面秉持了女性主義挑戰權威、爭取女性的性權利等的理念，另一方面借用瞭解構主義的理念，反思文化對性的建構。她反對麥金農與德沃金的觀點，強調女性應爭取性權利，而不是逃避和壓抑性慾求。她作為一位先鋒實驗作家所具備的歷練，也讓她更有信心去展望一種道德的色情作品――這種作品鼓勵女性主動地追求性愉悅，並且關注社會現實，批判導致女性收到性壓迫的社會文化；這種作品追求文學的獨創性與藝術性，拒絕成為喚起性興奮的庸俗作品。卡特也通過大量的文學創作來思考道德色情的問題，她的小說深受薩德的影響，她對性的描寫，蘊藏著她對性暴力、權力、社會文化的反思。
本文原載《婦女研究論叢》2009年第(2)期 p.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