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空氣：真相、常識和公共政治討論
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界限，並非像鄂蘭認為的那樣，只有在政治中才是模糊的。相反，在公共社會裡，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界限同樣複雜不清。它依賴於每個解讀者的知識、記憶、經歷和信息，由每個解讀者自我組合，在每個解讀者自己的常識系統裡變成「有機的真相」或者「有機的謊言」。政治所難以倖免的，社會同樣難以倖免。
作者：駱斯航 （政見特約作者）
- 本文將涉及「馬里蘭大學畢業演講」這一事件，尤其是其中對「昆明的空氣」的爭辯，但本文並不是對該事件本身的立場討論。
- 這不代表作者在這一爭議中不抱有任何立場。
- 也不代表作者認為「昆明的空氣」應該是爭議中的核心問題。
- 同時不代表作者認為爭議中的其他問題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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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寫作了著名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彼時作為捷克政治異見人士的領袖、七七憲章的發起人，哈維爾所面對的語境是天鵝絨革命之前捷共的極權統治（他稱之為後極權社會）。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中，哈維爾指出，捷共的極權統治是一種充滿謊言的意識形態統治。在這種統治下，人們無法真誠地說出心中所想，只能服從於意識形態的壓迫，順應當權者的謊言。久而久之，人們對政治本身形成了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逐漸無視真與假、善與惡的區分。哈維爾因此對真相（truth）報以極大的期待。他認為，當權者和政治異見人士的矛盾，是謊言與真相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在超越政治權力鬥爭的矛盾。哈維爾號召極權政治陰影下的捷克民眾「活在真相裡（living in the truth）」，希望他們拋棄政治上的犬儒主義，喚醒道德信念，用良知和責任感來對抗極權統治裡的意識形態謊言。
哈維爾的這番論述很難不讓人聯想起十四年前，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的另一份公共寫作。一九七一年，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樓文件》被洩露到《紐約時報》，這份關於越戰的研究文獻頓時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廣泛關注。同年十一月，漢娜．鄂蘭發表了《政治中的謊言》。在這篇論文裡，鄂蘭以《五角大樓文件》為基礎，對真相、謊言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做了深刻的分析。鄂蘭指出，事實真相（factual truths）要具有說服力是很難的，因為事實的說服力總是依賴於可靠的證言及證人。正因如此，所有的事實都會不斷地接受懷疑。正是事實的這種脆弱性，使得謊言有了生存的空間。謊言自古以來就被視為政治的一部分，它與政治的結合併不是隨機的偶然。謊言和官僚體制、粉飾、形象工程等多種現代政治的核心機制有機結合，最終使事實與政治決策分道揚鑣。
無論是哈維爾還是鄂蘭，他們對真相、謊言與政治的探討似乎都暗含了一個區分，那就是「政治」和「社會」的區分。在他們看來，政治是與謊言緊密相連的。謊言在政治中不僅不被視為過錯，甚至可以是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家的必備智慧。因此，在政治中，真相與謊言之間那條涇渭分明的界限是不存在的。要擺脫政治的謊言，我們需要離開政治場域，在政治之上或者政治之外去尋找出路。這條出路通常來自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裡的組織由公民自發組成，不受極權政治的意識形態影響。在理想的公民社會裡，人們的行為準則無需依賴政治意識形態，而是訴諸德性、自由與責任感。這個有望不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社會」，是他們眼中對抗政治謊言的最終途徑。
上學期的一堂課裡，《無權者的權力》是教授佈置的閲讀材料之一。教授頗為偏愛哈維爾，也欣賞哈維爾對政治謊言的解決方案。我對哈維爾的方案則十分懷疑。我問他，在現實社會的很多國家裡，市民社會是相對開放的，既不是完全極權化，也達不到哈維爾和鄂蘭理想中的標準。這個形態的市民社會，能像哈維爾設想的那樣，讓人民「活在真相中」嗎？
「馬里蘭大學畢業演講」事件始末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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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MD畢業演講」的爭議中，辯護者與批評者的一個交鋒點在於演講人對自身經歷的敘述是否真實。演講人以天氣作引，試圖引出講稿的主旨：言論自由與個人自由。因此她在演講的開頭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她在家鄉受到空氣問題的困擾，出門需要戴口罩，否則則會患病。在來美國的飛機上，她攜帶了五個口罩。但在DFW機場的出口，當她第一次呼吸到美國的空氣時，清新的空氣使她放下了口罩，感覺到了自由。批評者認為這段經歷太過虛假，尤其是演講者本人生長於昆明，而昆明在大家的常識中是中國空氣最好的大城市之一。
辯護者則從兩個角度來為演講者的經歷提供事實依據。第一個角度是用數據證明昆明的天氣並不如想像中的好（一個證據可參見：昆明空氣到底怎麼樣？綠色昆明有調查）。第二個角度則更接近鄂蘭所說的「證言」：有演講者早年的朋友站出來證明演講者本人高中時確實天天戴口罩，不戴就要犯鼻炎（參見：Yang同學：祖國母親不會叫你「永遠不要回來」 （評馬里蘭大學畢業演講）。
這樣的證明當然不能終止批評者的質疑。顯然，主要的原因是昆明的空氣無非是這個演講中的一個引子，並不是演講的核心內容。但在此之外，對事實本身的追問也並未因此停止。批評者進一步質疑道，昆明與達拉斯的空氣質量差異可能不足以引起人體明顯的感受差異，因此演講者所描述的經歷仍然很可能是虛假的。
演講者所描述的經歷是否真實，比起很多與人無關的命題要複雜得多，正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大量個人的感受。感受總是具有私密性，我們無法直接共享演講者在某時某刻的生理和心理反應，故而無法通過這樣的手段來判斷她所描述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就算我們和演講者有過類似的經歷，比如曾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相似的經歷所激發的感受也未必相同。因此，當我們試圖判斷演講者的經歷是否真實時，我們需要調用許多我們已有的信息。比如，如果我們沒有在昆明生活過，但知道昆明是一個在中國空氣相對較好的大城市，那麼我們就需要在自己的記憶裡找到「空氣好」的片段，然後以此為基礎想像昆明的空氣質量。如果我們有過戴口罩出門的經歷，就把自己的這段經歷和聯想出來的空氣質量進行比較，從而判斷演講者經歷的真實性。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調用的已有的信息、知識和記憶，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常識」。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我們要理解和判斷的事情並不是由我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常識使我們能夠通過聯繫和想像，去接觸和感受這些我們未曾親身經歷過的事件。換句話講，當我們在判斷演講者對自身的經歷描述是否真實時，我們實際上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從我已有的常識來看，這段經歷有可能發生嗎？」
哈維爾是著名的捷克作家及劇作家，同時也是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他於1993年到2003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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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經說過，常識的一個重要作用在於它「在許多判斷中確定一種明白的、簡單的、易懂的原因，不容許任何形而上學的、冒充意義深刻的、冒充有學問的以及諸如此類的奸計和機智把自己引入歧途」。也就是說，常識對推理和分析起到了一種「到此為止」的作用。當我們運用常識來理解問題時，我們會使用一定的因果聯繫，也會吸納一定的事實證據，但總有一條分界線，在此之外的問題我們認為是常識，因而是毋庸置疑、理所當然的。反過來，如果有些觀點和行為，不管我們如何調用自己已有的信息、知識和記憶都難以將它囊括在內，那我們就會認為這些觀點和行為，以及持有這些觀點和行為的人，是難以想像、不可理喻的。
公共場域的政治辯論有時體現的正是理所當然和不可理喻之間的衝突。比如，像上文所說的，在「馬里蘭大學畢業演講」這個爭議中，演講人以空氣為比喻，引出演講的主旨，亦即言論自由的可貴。要討論「中國的言論環境」這個問題，我們都需要調動自己的常識。例如，很多有過在網上探討政治議題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內——會親身經歷審查，會有過文章被刪的體驗。同時，作為學生或者學者，牆的存在使得日常工作變得麻煩許多。當這一群體考慮言論環境的問題時，這些經歷是他們能從自己的常識裡調用的素材。但顯然，並不是每個群體都共享這些經歷，會調用這些素材來理解言論環境。例如，對於經歷過文革的社會群體來說，他們在理解「言論不自由」時，調用的也許會是文革的經歷。對於當代寫作者而言，「文章被審核」的經歷是切身的；對於文革親歷者而言，文革的經歷也是切身的，但這兩段經歷都或多或少地處於對方的常識系統之外。
「他覺得中國的言論不夠開放／已經比較開放了，怎麼可能呢？」當我們在心中問出這個問題時，常識就開始發揮葛蘭西所說的「到此為止」的作用了。「不可能」這個念頭，說明我們放棄了將論辯的對手視為一個正常的、有常識的人，轉而將矛頭指向論敵本人，指責論敵的虛偽。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很多時候，論辯的雙方都是「真誠」的。我們都在調用自己常識系統中的經歷來理解他人的故事。這些經歷是如此真實，使我們彷彿沒有理由去懷疑我們自己是不是真誠地在支持自己的論點。但我們的經歷是真實的，並不意味著他人的經歷是虛妄的。
在一個相對開放、相對多樣的社會環境裡，每個個體的個人經歷在微觀層面上頗具差異，同時即便是同一事件的親歷者所積累下來的記憶和信息也完全可以大相逕庭。
在這種環境下，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經歷、留學生與居住在國內的人的經歷、年輕人與年長者的經歷、重度網絡用戶與輕度網絡用戶的經歷之間可能相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但完全可能都是真實的，是每個人各自的「真相」。這些經歷組成了常識，又由此激發出來的情緒，對於每個個體而言完全可能都是發自內心的。
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公共辯論很難不變成優越感與優越感之間的對抗：每一方都將自己的經歷和自己的常識理解成唯一的「真相」，將不能理解這一真相的人視為不正常的人，視為智識上或者道德水平上有欠缺的人——換句話說「非蠢即壞」的人——卻忽視了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常識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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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一日，極具爭議的話題人物查爾斯．穆雷（Charles Murray）在印第安纳大学舉辦講座。穆雷過往的諸多論點，常被視為有很強的種族主義傾向。我參與了現場的文明抗議，隨後進入了穆雷的演講大廳。他的演講重點在於批評左派精英們「活在泡沫中（living in bubbles）」。演講的過程中，穆雷引用了很多自己的所見所聞。在他演講的同時，會場外的不少抗議者則講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抨擊穆雷才是活在泡沫中的人。
穆雷的演講大廳和抗議的現場隔著一堵牆和數十個維護秩序的警員。在牆的兩側，我所目擊的是兩組社會群體（或者他們的代表），在以自身的經歷爭奪「泡沫」的定義權。在文章最初我們說，哈維爾對市民組成的社會報以很高的期待，希望人們活在真相中，以此對抗政治的謊言。但在我看來，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界限，並非像鄂蘭認為的那樣，只有在政治中才是模糊的。相反，在公共社會裡，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界限同樣複雜不清。它依賴於每個解讀者的知識、記憶、經歷和信息，由每個解讀者自我組合，在每個解讀者自己的常識系統裡變成「有機的真相」或者「有機的謊言」。政治所難以倖免的，社會同樣難以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