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華人？工作現場的國家認同和策略互動
在工作現場，我們也看到認同所呈現的政治和文化多樣性。人們可以在不需改變國家認同、甚至突顯群體衝突的情況下跨越群體界線。在未來研究部分，本文認為更為重要的關鍵，是了解認同在不同層次上的差異（泛族群認同 vs. 國家認同），以及更系統性地理解個人或群體如何將認同運用在群體互動關係上。
作者：李耀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不管在國外或國內，我們經常聽到人們稱自己或他人為「華人」。即使「華人」一詞在某些時候可以用來當作政治動員的口號（例如：支持華人候選人）或是被轉化成更廣泛的政治訴求（例如白種人歧視華人），一般對於華人的認知仍多著眼於其文化和族群上的相似性；換句話說，這個詞彙並不以國家作為特定疆界，而是較近似於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在族群研究領域，學者們使用「泛族群性」（pan-ethnicity）來指涉族群團體之間共享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註一）；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然而，和亞裔美國人不同的是，「華人」一詞並非全然來自於主流（白人）社會的壓迫，也非全然是為了呈現群體的特殊性；語言（中文）和文化（中華文化（註二）的共通性並無法避免人們在運用這個詞彙上的差異性，也無法清楚呈現不同群體對於族群界限和國家認同的特定理解。在英文翻譯上，學者們交互使用Pan-Chinese、Ethnic Chinese、Chinese等作為華人一詞的英文翻譯。但對於其定義和內容仍然莫衷一是，其模糊性至今仍是學界爭辯的焦點（註三）。
這篇文章的出發點，就是想了解「華人」一詞如何被使用（或濫用），以及不同群體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其他群體。本文認為一個可以直接理解「華人」內涵的方式，是請受訪者界定哪些群體可以被涵括進這個範疇內。以來自中國、台灣、香港三地到澳洲的移工為例（註四），筆者在這篇文章探索國家（national）和泛族群（pan-ethnic）認同的演變以及在工作現場所呈現的策略性群體互動。
本研究共訪談了三十八位受訪者（十二位來自中國、十一位來自香港，以及十五位來自台灣），受訪者主要來自筆者在田野調查的兩個工作場所的同事，少部分則來自於社區組織；受訪者包含了第一代移民（持有永久居留簽證或是澳洲公民）以及短期來澳的移民例如學生或是打工度假者。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並不事先告知受訪者任何關於華人的定義；而是請不同群體（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以出生地為原則）區別「華人」和「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的差異。
遷移脈絡鬆動國家認同？
在訪談過程中，一個令人訝異的發現，是來自中國的受訪者（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並不特別區分「華人」和「中國人」的差別。對不少中國人來說，「華人」不過意味著「海外中國人」，或者是「擁有其他國籍的中國人」。從族群界線的角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會說中文的群體並不被視為「華人」，因為他們沒有更「深刻地」融入中華文化並共享其內涵。另一方面，對於台灣人和香港人來說（註五），華人一詞多侷限於在文化層次，有些受訪者甚至認為它的涵蓋性以及政治上的敏感度跟「亞裔」差不多。他們可以接受自己被歸類在「華人」的範疇，但在關於國家認同的議題上，幾乎全部的台灣和香港受訪者，都表達自己和中國人是屬於不同的群體，儘管有部分香港人認為在政治地位上，香港和中國有所牽連（如圖一所示）。這種對於群體位置的刻板印象，相當程度受到個人所處的政治環境、媒體和教育背景所影響。
這篇文章想要理解的是：遷移經驗改變了什麼？因此，筆者另一組的訪談題目，是詢問受訪者來到澳洲前後的認同變化。部分中國受訪者提到，正是因為來到了澳洲、跟臺灣人有了更多接觸之後，才知道原來只有他們認為台灣人和中國人並無差異。如圖二所示，在到澳洲之前，許多中國人因為沒機會接觸到其他群體，很直觀地認為：香港和台灣屬於中國，因此「當然」是華人的一部份；然而到了澳洲之後，不少中國人逐漸意識到，台灣人可能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同樣地，也有不少的台灣和香港受訪者提到，在國外，國家認同不再那麼重要，「華人」身份可以提供一個他們參與不同群體（例如華人商會）、滿足在海外策略性需求的機會；某些受訪者更提到，有時候為了策略需求或是出於必要，他們在某些場合也可以對外宣稱自己是「中國人」。「華人」或「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如同學者所述註6，就像是不同的面具，可以隨時戴上或脫下，端視觀眾是誰。
認同作為一種跨界媒介
遷移脈絡提供了不同群體互動、和瞭解對方想法的機會。這些新的認識、以及變得較為「彈性」的國家認同，使得認同議題不再那麼敏感；相反地，它可以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現場的討論話題，人們也利用這些話題來跨越既定的群體界線。舉例來說，筆者的台灣和香港同事在工作時經常在中國同事面前批判中國政府的保守和威權（某些受訪者表示：「反正我們是在澳洲，不是在中國大陸！」），不少中國同事承認中國政府的威權，甚至能理解為什麼台灣人民想要獨立；此外，部分中國同事也經常開玩笑對筆者說：「你看得懂簡體字，你也用微信，你根本就是中國人嘛！」
工作現場往往涉及更為複雜的階級和僱傭關係，因此可能出現垂直（例如勞方 vs.資方）的群體劃分。某些台灣受訪者也提到，他們很佩服中國人的維權意識，因此願意和他們站在一起去爭取勞動權益。
有趣的是，這些似乎突破群體界線的互動，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改變人們的國家認同。在用認同議題來滿足不同策略需求的過程中，人們並未因此強化其泛族群（華人）的想像、並未重新定義什麼是中國人或台灣人，也沒有放棄原有的國家認同；這和Andreas Wimmer所說的各種跨越族群界線和改變身份認同的策略行為，有著明顯的差異。
這篇文章的另一重點，在於突顯場域的特殊性。在工作現場，一旦人們建立了互動模式、知道彼此的界線所在，人們便可以透過試探、突顯、或隱藏國家認同等不同的策略來進行互動。當然，這篇文章並不在於做出普世性的宣稱或預測，也並非主張任何工作場所都必然突顯出類似的群體互動模式。在打工（短期工）的環境下，人們或許根本不在意認同議題，或者因為頻繁更替的人事，導致人們敢更直接地表達想法（例如某位中國同事在打工後直接問我：你們台灣人真的都想要獨立嗎？）。「反正之後也不會遇到」，提供人們更為直接表達國家認同的契機。
在工作現場，我們也看到認同所呈現的政治和文化多樣性。人們可以在不需改變國家認同、甚至突顯群體衝突的情況下跨越群體界線。（VCG圖片）
小結：展現或隱藏認同的脈絡
本篇文章不僅突顯認同是流動的，可因時因地、因應不同的互動對象而改變；更呼應學者的「互巢認同」（nested identity）概念（註七），主張群體在不同的脈絡下可以同時擁有和策略性地運用不同層次的認同（既是華人也是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另一方面，在工作現場，我們也看到認同所呈現的政治和文化多樣性。人們可以在不需改變國家認同、甚至突顯群體衝突的情況下跨越群體界線。在未來研究部分，本文認為更為重要的關鍵，是了解認同在不同層次上的差異（泛族群認同 vs. 國家認同），以及更系統性地理解個人或群體如何將認同運用在群體互動關係上。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研究，不同程度的泛族群或國家認同如何影響群體互動，以及特定的脈絡如何影響特定的認同和互動模式。
附註：
1.Espiritu 1992; Okamoto 2014
2.對於中華文化的具體元素為何，至今仍然有相當多的爭議。
3.Ang 2001; Chun 1996; Huang 2010.
4.本文並非宣稱所研究的三個群體能夠代表整個華人世界。之所以選擇這三個群體的原因，在於其複雜的歷史遺緒、政治現狀和文化衝突，能夠提供一個研究泛族群想像和國家認同之間的動態關係。
5.本文並無意忽視台灣人和香港人認同的差異性，也承認即使在單一群體內部，仍然存有許多內在的差異（例如本省人 vs. 外省人）。本文以中國、台灣、香港作為單位的原因，在於突顯認同在國家層次上的重要性。
6.Ngan and Chan 2012: xv
7.Díez Medrano and Gutiérrez 2001; Genova 2016.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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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mer, Andreas. 2013. Ethnic Boundary Making: Institutions, Power, Networ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摘錄整理自作者論文：Li, Yao-Tai. 2016. “‘Playing’ at the Ethnic Boundary: The Boundary Making/Unmaking among Ethnic Chinese Groups in Austral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9(4): 671–689. 原文鏈接：http://whogovernstw.org/2017/04/27/liyaota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