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研究——詮釋與創新並重

做原創性的哲學研究，關鍵是要面向哲學問題，提出理論去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

作者：陳波（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

哲學研究有眾多路徑，由此建構出不同學術共同體所遵循的不同範式。我把哲學研究的路徑主要概括為兩條：一是面向原典和傳統，二是面向問題和現實。前者著眼于詮釋和繼承，後者著眼于開拓和創新。從地域上說，歐洲大陸、中國和東亞文化圈的哲學界偏向於第一條路徑，英美澳加哲學界等偏向於第二條路徑。

為什麼歷代中國學者大都選擇面向原典和傳統？這種局面是由多重社會和個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一部分是外部環境迫使他們不得不然，另一部分則歸結於他們的自覺選擇。

1.政治和學術制度。秦始皇併吞六國，一統天下，創立「書同文、車同軌」的中國，隨即「焚書坑儒」。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官方意識形態。隋朝開始科舉制，打破血緣世襲和世族壟斷的用人制度，為民間士人（知識份子）開闢了階層上升之道，但同時也把他們納入官方學術的軌道。從此之後，中國士人走上了皓首窮經以謀一官半職的道路，學術視野和思想自由受到極大限制，很多學術作品都以「經典注疏」的形式出現，「我注六經」成為最強大的學術傳統。即使有些學人真想說點自己的思想，也常常讓其隱藏在「注疏」的形式之下，有時候甚至放棄署名權，偽託古人，企圖混入「經典」，以傳後世。甚至像王莽、康有為等也不得不「托古改制」，從古代和聖人那裡獲得思想支持和論據。

2.師承和傳統。一代代的學者在上述氛圍內受到訓練，很多東西在反復操作中成為習慣，甚至潛移默化為自己的內心選擇。這樣的老師教出這樣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又成為老師，按照大致固定的範本不斷複製，從而演變為「學術傳統」。「熟知」慢慢變成了「真知」，「司空見慣」慢慢變成了「理所當然」，只有個別特立獨行之士能夠且敢於逸出常規，卻常不被理解。

3.見識和能力。一個年輕人只在一種學術傳統中受訓，只接受一位或幾位老師的教導，唯讀特定老師指定的特定類型的書，中國傳統「尊師重道」，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逐出師門」，而「師門」相當於某種利益集團。很難指望這樣的學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的知識視野太窄，思維模式被固化，沒有比較和鑒別，很難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相反，像嚴複、梁啟超、陳寅恪、胡適、馮友蘭、金岳霖等學者，從小打下了很好的國學底子，然後出國留洋，接受西方學術訓練，受到中西文化的衝撞激蕩，其見識和學術眼光自然不同凡響，其治學也別具氣象，甚至能夠成一家之言。

4.功利性考慮。學者也是普通人，他需要生存資源，還要有社會地位，必須獲得社會的認可。他通常會遵循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尋求晉升之階。年輕學者面臨很多生存困境，還要面對年度考核、課題結項、職稱評定以及各種頭銜的評選。他們很難做到心如止水，安坐十年冷板凳。

中國哲學家所要研究的不只是原典和思想傳統，所要做的工作也不僅僅是校勘、翻譯、閱讀、理解、詮釋和傳播。至少一部分中國哲學家必須從書房裡走出來，走進當代的社會現實，對其中的緊迫問題從哲學層面加以研究，提出新的哲學觀點、理論，甚至是可供實際操作的政策建議。

做原創性的哲學研究，關鍵是要面向哲學問題，提出理論去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哲學家要繼續研究那些傳統上仍未解決的重要學理性問題，也要直面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的需要，從中提煉出相關的哲學問題，或者賦予舊問題以新形式，或者在新背景中探討老問題，發展新的哲學理論。歌德說得好：「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

我認為，有必要特別強調以下三點。

第一，新探索必須從學術傳統中尋求強大支撐。即使是一位原創的思想者，也需要從學術傳統和學術同行那裡獲得激勵，從而加強自己思想的論證力量。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即使是那些自稱原創的學者，在闡述他們的思想時，也會把許多偉大的先賢和著名的同輩引為同道。例如，當代美國哲學家布蘭頓 （Robert Brandom）是「分析實用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創造了 「推理主義語義學」，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大量徵引解說康德、黑格爾、費雷格、維根斯坦、塞拉斯、羅蒂、達米特以及他的同事麥克道維爾，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先驅和同道。

第二，新探索需要學術共同體的共同參與。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獨立的研究者要從他的學術同行那裡獲得回饋，不管這種回饋是讚揚、改進、批評，還是徹底的否定，由此產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論戰，從而促進相互理解，共同進步。但中國哲學界目前的狀況是：各位學者埋頭于自己的工作，對同行所發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讀不看，當然更不評論，實際上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可以仿效國外學術出版機構的做法：在匿名審稿過程中，凡是不徵引、不討論當代學術同行工作的相關論著，都不接受發表或出版。循此辦法，逐漸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

第三，我要提倡的是：少一點排斥，多一些包容；少做空泛無謂的爭論，多做詳實可靠的研究；關鍵不在於研究什麼，而在於怎麼研究，以至最後拿出什麼樣的學術成果供國內國際學術共同體去評價。一位學者不會因為所研究的論題「前沿」而變得前沿，不會因為其所研究的論題「重要」而變得重要，而只能因為其研究成果的「重要」而變得重要。由於多種複雜的原因，學術共同體或許在某個局部、某個時段不夠公正，但有理由相信，它在總體上會是公正的，至少最後會是公正的。大浪淘沙，歷史無情，泡沫和浮塵終會消散或被抹去，最後留下來的可能是金子。

本文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