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難題」與齊克果的答案

撰文:周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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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克果只是用新角度去回答舊問題。再以電車難題為例,本來是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之爭,桑德爾認為兩者都有不足之處,於是他繼續向外求。齊克果不假外求,反求諸己。

為了照顧一般讀者,我不妨重說著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個案一:假設你駕駛一台有軌電車,剎車器失靈,電車高速前進。軌道前方有五名修路工人,若電車撞過去他們必死無疑。這時,你發現有一條分支路軌。你可以選擇轉軌,但那條支路有一名修路工人,如此他必定會被撞死。假設你不認識該六名工人。問題:你會不會轉軌?相信大部分人都會選擇轉軌。理由是犧牲一個人,總比犧牲五個人好。

 

個案二:假設你站在天橋上,看見下面有一台失控的電車快要撞向五名修路工人。這時,你看見橋上有一個大胖子,站在橋的邊緣向下望。你只要輕輕一推,那胖子便會掉到橋下死去,他的屍體可以阻擋電車前進。假設你不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問題:你會不會把他推下橋?雖然明知犧牲一個胖子便可以救回五條人命,但大部分人都會猶豫。

 

有人以為電車難題是關於選擇上的兩難(例如:王陽翎《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但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看法有點不同。正如個案一大部分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轉軌,個案二大部分人不會選擇推胖子下橋,兩種情況本身而言都沒有什麼困難。電車難題的「難」不是純粹「將軍抽車」的那種兩難,而是儘管你在選擇上沒有遇上困難,內心依然會被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情緒困擾,這才是真正的「難」。

你的選擇,將會決定到底是五個人死,還是一個人死。(網絡圖片)

 

功利主義 vs 自由意志主義

 

桑德爾借用電車難題,帶出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之間的矛盾。功利主義告訴我們應該著眼整體,撞死一人比撞死五人好,所以個案一應該轉軌、個案二應該推胖子下橋。反之,自由意志主義告訴我們應該尊重個人權利,雖然工人和胖子都有權選擇自我犧牲,但我不應該代替他們做選擇。

 

然而,兩種主義都不能釋除一般人的不安情緒。在個案一中,一般人不會說:「我撞死了一個工人,救了五個人,所以我心安理得。」明顯地,功利主義幫不上忙。又如在個案二中,一般人也不太可能說:「我尊重那胖子的生存權利,所以我眼巴巴看著五個人被撞死,我也心安理得。」即使你認為那胖子不該死,但是你對於有五個人被撞死而不能做一點事情減低傷亡,始終會感到不安。自由意志主義幫不上忙。


對於邊沁(Jeremy Bentham)這些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來說,一命換五命,理所當然,絕無不安。同樣道理,對於諾齊克(Robert Nozick)這類徹頭徹尾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別說撞死五個人,即使撞死五百個人,也堅持不會轉軌或推胖子下橋,因為重點並不在於死者的多寡,而在於我沒有權把別人當作工具,犧牲他們的性命來換取另一些人的性命。

齊克果的答案

 

桑德爾的邏輯是:(a)由於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都不能釋除一般人的不安情緒,(b)所以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必定各有其不圓滿的地方。但仔細一想,(a)和(b)沒有必然關係,正如邊沁和諾齊克都不會因為奉行他們各自相信的主義而感到不安。桑德爾問他的學生:「既然你剛才認為轉軌是正確的,為何你現在又不想推胖子下橋呢?」學生支吾以對。於是,桑德爾便引導學生去認定功利主義有不足之處。如果我們請教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他會說:「不對!學生只是發現自己原來不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已。」而對那學生來說,功利主義只是身外之物,還沒有轉化成自己的每一個念頭。邊沁可以堂而皇之地推胖子下橋,那學生卻做不到,說穿了就是學生骨子裡仍然想做「一般人」而不是做一個功利主義者。

 

在《恐懼與顫慄》(Fear and Trembling)中,齊克果化名的Johannes de silentio重說了一個《創世記》的故事:上帝要亞伯拉罕奉獻獨子以撒,當他把以撒縛在祭壇上,快要手起刀落之際,天使出現了,叫他改以一頭羊來奉獻。後世都稱讚亞伯拉罕信心堅定,認為他是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的典範。

 

這個聖經故事的精髓,在於亞伯拉罕於整個奉獻過程中,沒有絲毫恐懼與顫慄,道理如同邊沁可以毫不保留地推胖子下橋。亞伯拉罕對上帝的信心可以換回自己的兒子,邊沁對功利主義的信心可以拯救五名工人。如果邊沁好像桑德爾的學生那樣,去到關鍵時刻猶豫了,便會眼巴巴看著五名工人被撞死,從此抱憾終身;又或即使他最終推了胖子下橋,但內心異常掙扎,從此每晚睡不安。若然如此,邊沁便不是邊沁了,而只是一般人而己。也就是說,當你全心全意去實踐你的信念,你便不是「一般人」了。

 

或許你會這樣質疑:「如果一個人信奉功利主義或自由意志主義到極致,豈不是一種不理性的盲目呢?」齊克果會這樣回答:如果理性代表有所保留,那麼信念本來就沒有理性可言。再以邊沁為例,若說他理性,就是說他在兩個個案中選擇一致、心態一致;若說他不理性,就是說他可以毫不猶豫地推胖子去死。所以,Johannes de silentio從一般人的角度剖析亞伯拉罕,結論就是一般人不可能理解亞伯拉罕,而亞伯拉罕亦從未想過要被一般人理解。

齊克果似乎並不會對這個難題感到困擾,在他的哲學世界中,這樣的選擇是毫無意義的。(資料圖片)

 

理性的盡頭、信仰的開端

 

齊克果認為,理性思維是有盡頭的。Johannes de silentio說:「信仰的開端正是思考的末端。」(《恐懼與顫慄》,Preamble from the Heart,最後一句)哪些地方是理性思維不能觸及的呢?如亞伯拉罕那樣,他的行為無論以何種道德理論去想都想不通,那麼我們就知道這個不是理性思維可以觸及的領域。至於電車難題,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都可以解釋某一個人的選擇,在這個層次上,理性思維可以觸及,這是「思考的末端」;至於一般人作出選擇後那種內心的不安,便是理性思維無法觸及的,這是「信仰的開端」。如果硬要用理性思維去探索這個領域,只會徒勞無功。

 

所以,齊克果的答案是:不能解決電車難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一般人對自己的信念不能貫徹始終,面對考驗時產生懷疑,從而產生恐懼與不安。雖然齊克果的答案從根本上推翻了電車難題的哲學論點(起碼桑德爾會這樣認為),但存在主義者不禁要問:為什麼凡是一般人認為有問題的,便一定有問題呢?為什麼非要把哲學弄到適合一般人的胃口,才是「好」的哲學呢?為什麼邊沁那種毫無保留的功利主義,不可以優於密爾 (John Stuart Mill) 那種經過修正的、有所保留的功利主義呢?

也許對齊克果來說,電車問題只不過殺「問錯了問題」。(VCG圖片)

 

伯林 (Isaiah Berlin)說,哲學家有兩類:一類嘗試解答一些久未解決的問題,另一類會告訴你這個問題不是問題或你問錯問題。基本上,齊克果屬於第二類,但又不完全是。他只是用新角度去回答舊問題。再以電車難題為例,本來是功利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之爭,桑德爾認為兩者都有不足之處,於是他繼續向外求。齊克果不假外求,反求諸己。他認為沒有必要去尋找其他東西去彌補或取代現有的東西,正如他認為不需要用理性去取代信仰。若非如此,亞伯拉罕豈不是企圖謀殺嗎?他的榮耀又從何而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