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求時，我們在追求什麼 （十二）
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有說，行嗎？事實上，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無一不在為此奮鬥。心理學們做的是經驗考察，讓我們知道何時和怎樣獲取福祉。但是怎樣才是福祉，則是規範性問題。兩者要合作，真是談何容易。
反思的限度，學科的合作
說到這裏，總有人想問，你們「哲學佬」想這麼多，你很快樂嗎？
聰明人不會每分每秒都在想人生問題，哲學系的學生也一樣。他們會花時間去吃飯睡去發呆，做大家都會做的事。
那哲學有什麼功用？
三種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做的、看的，好像一樣，但境界未必會相同。童稚時，哪懂反思？入了大學，凡事都「反思」一番，則是哲學系一年級的常見現象。
但讀久了，連什麼是反思都懂得反思。何時要反思？何時要停止反思？是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反思？
很好，那就學懂看山還是山。
美國哲學家蒂貝柳斯（Valerie Tiberius）《反思人生︰在我們的限制裏，有智慧地活著》（ The reflective life: living wisely with our limits ）這一書，對「我們該追求什麼」這一問題很有啓發。我們常愛問什麼是快樂人生或者美好人生是怎樣的。她把這歸類為目標型的做法；但她卻提出另一種以過程（process）為考慮重點的方法，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how）生活，而非要找什麼目標。
另一方面，她強調第一身的角度。我們常愛從理性的角度看，去想我該怎樣怎樣。就像柏拉圖所說的，我們的理性部份好像駕駛者，情感和欲望好像一架二輪戰車；你就是在駕駛位置看著你的戰車疾走。很刺激吧，別讓它跑得太快呀，會車毀人亡的！
但為何那個在駕駛位置的你就是你？「你」真是那麼清晰嗎？
蒂貝柳斯提到，心理學家海德特（John Haidt）將柏拉圖的比喻修改為大象跟其乘客的關係。我們的「理性自我」坐在大笨象上，好像是駕馭者，看著牠左搖右擺。但其實反思理性只是佔一小部份，幫不上大忙，控制不了什麼！
哲學家能否忽視心理學家的研究？蒂貝柳斯當然說不能。於是，反思也不是為了給予我們人生問題的答案，而是幫助我們弄清情緒、欲望。
她提出種德性或者智慧，例如專注的靈活性（attentional flexibility），就是因應我們不會時時刻刻都作反思的事實。聰明人會有一種對美好人生的反思性理解，但她也知道何時去感受人生，而非無時無刻反思。
追逐我們根本沒有的東西，或者以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作為我們活得好的依據，也真的太危險。所以蒂貝柳斯說，聰明的人知道她/他如何跟他自己的限制活著。
哲學不是理性的守衞者嗎？為何在什麼是美好人生都如此無力？
我會說，我們不要讀哲學就真的只是讀哲學。要研究問題，其實還要考慮哲學跟其他學科的關係。每個人都有權就美好人生或福祉指點說話。
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有說，行嗎？事實上，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無一不在為此奮鬥。心理學們做的是經驗考察，讓我們知道何時和怎樣獲取福祉。但是怎樣才是福祉，則是規範性問題。兩者要合作，真是談何容易。哲學探究通常抽象、一般性，但科學家則很重視脈絡（context specific），兩者溝通不易。另一方面，哲學家往往以一生的角度去評鑑什麼是福祉，會用上「美好人生」這框架來理解，甚至要一個人蓋棺才能定論是否幸福。然而，很多東西很明顯是福祉，特別是關心什麼是對一個人有益或有害——但放在這裏卻談不上。就算在哲學內部，種種理論、主義，比如亞里士多德主義、效益主義、快樂主義之間，重點不同，已不容易找到共識。
這裏帶出兩個問題，一、哲學家和科學家在福祉上有何合作空間？二、美好人生跟福祉有什麼關係？
（4）
美國哲學家畢曉普（Michael Bishop）在其《美好人生︰聯合福祉的哲學與心理學》（The Good Life: Unifying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Well-Being）指出我們應該假定心理學家和哲學大概對福祉有正確的了解，然後才去考察他們「對的部份」是什麼。
他認為福祉就就是正向情緒、正向態度、正向特質和成功與世界搭掛得上的一個網絡。他把這稱為「正向因果網絡」（positive causal network (PCN)）。這個網絡是一個自我保存的循環。如果我們過得好，這個網絡會自我強化。比方說，我寫東西很好（希望是吧……），是因為我有好奇心、樂觀和勇於嘗試。而因為我寫東西很好又再鞏固我這些特質，我就不但身在福祉裏，還有一個美好的人生。
如果我們過得不好，則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或者我們只得零零碎碎的正面情緒或者片段式的成功，也不會有美好人生。
這看法簡直是挑戰哲學家，這不是心理學嗎？
畢曉普指出我們研究福祉，應用包容性的進路（inclusive approach）。這方法也是對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一是依靠常識判斷，一是靠經驗研究。傳統方法，則靠人們不同的直覺，比如我們過去談過的主觀VS客觀的討論，往往陷於僵局。Bishop的理論，一定是我們可以拿來指引生活的，因為它本身由生活的經驗支持。
每年跟畢業班學生告別，我總喜歡播放瓦爾丁格（Robert Waldinger）的TED TALK，‘What makes a good life? Lessons from the longest study on happiness’。他們哈佛的團隊，做了這麼多年的研究，結論竟就是人際關係對快樂最重要。那麼尋常但卻又那麼有力。這種經驗考察似乎可以成為規範探討的重要材料。別說那麼遠，我記得有一個從不聽書（只是姿態上）的學生，都說這段片受用。老實說，每次播放我什麼都不用做，但都戰戰兢兢，因為我們總愛扮學術，但說到最深刻的，反而害怕那種來自生活的實質感。
話說回來，生活質素、社會政策，無一不牽涉福祉的計算。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不應該合作一下嗎？實驗室和扶椅，有沒有交集？
但這會不會是一種反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