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遠藤先生，你好嗎？——給遠藤周作的一封信

遠藤周作《沉默》的英譯本。（資料圖片）

是的，也正如你臨終之前，特囑親人務必將《沉默》與《深河》兩書放入靈柩一樣，你是深知此二作品在你一生寫作中的天大地大、山高海深之意義。無論你從哪裡理解你的小說，但作為中國的讀者，都將與你的原意有著甚多或些許的偏差。好在，當海嘯把高山造立起來後，山就是山，海也就是海了。彼此是不同範疇的兩個情景。今天，《沉默》與《深河》，已是讀者普遍的心物，而不僅是你的靈柩之書。我讀它，也並非因為它是所謂的「諾貝爾文學獎錯失的不朽名著」（中國版的《沉默》與《深河》的封面廣告），而是它「因愛而苦、因苦而絕美」的文學執著和你靈魂的決然摯絕。

這樣的感受，先是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里有過大量的獲取，後來就漸次稀了斷了。尤其在20世紀的寫作中，作家總是被技巧和主義的皮鞭，抽得氣喘吁吁，遍體鱗傷，留在文本上主義的茄痂，像涸流之岸凸現的粼粼堤壩，因此讀到《沉默》中吉次郎的出現，就覺到你與苦難、愛和寬容的渠道，連通了杜氏那條深寬的河流，讓作家的靈魂之水，又在那乾涸中有了濤濤之聲。實在說，對於《沉默》整個的故事，這種罕見的迫教滅絕，就小說而言，1940年出版的格林的《權力與榮耀》，已經寫得相當的充沛和澎湃，讀之讓人在激流中浮沉生滅，惴惴難安。然而，20世紀的世界文學中，並不會因為已經有了《權力與榮耀》，《沉默》就在這一寫作中失去它的光輝。

故事是一樣的殘酷而激蕩，敘述是一樣的激情而澎湃，而格林筆下的威士忌神父，在朝墜落的黑暗中滑落時，而朝向了殉道的峰高處上升；而你筆下的司祭洛特里哥，則與此相反，同工異曲，在走向殉道峰頂的高處時，不得不為了信徒們的生命而朝黑暗的低處猶豫和降落。然而，二者單是如此也就罷作了，無非是同一迫教故事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講述而已呢。

可是，吉次郎在故事中的出現，挽救了這一切，豐富飽脹了整部的小說——一個棄教者反覆的背叛、懺悔；再背叛，再懺悔——這個在你的教義中被視為「如狗一樣」，總是露著黃牙、散著口臭、有著如蜥蜴般膽怯眼睛的人物，卻在你的文學情懷裡，被你賦予以最大的來自黑暗和苦難的力量。當「他（吉次郎）如幼兒纏著母親，繼而發出哀求的聲音。『我一直欺騙著你。你不聽我說嗎？神甫如果輕視我……我也會憎恨神甫和信徒們……我天生就是弱者，上帝卻要我模仿強者……神甫，像我這般懦弱的人該怎麼辦才好呢？……我做了無可挽回的事！看守，我是天主教徒，請把我也關進牢里吧！』」讀到這兒，吉次郎做為故事構成的一個次要的附件，卻已經擠走了所有的主件和主體，佔據了人物靈魂的高位，一如天宇邊遠的星辰，卻發出了更為耀眼的光照。司祭的苦難，是來自迫教者他人的黑暗，而吉次郎的苦難，卻來自他背叛卻不能真正棄教的內心。在他內心的黑暗中，從來都沒有熄滅過一個弱者守教的那一絲光明。

遠藤周作的《深河》。（資料圖片）

而到了《深河》，你又把這種純粹的關於宗教文學中天愛博大的靈魂，降落到人世的凡塵。在所有相關正面書寫宗教題材的偉大寫作中，如霍桑的《紅字》、辛格的《盧布林的魔術師》、格林的《權力與榮耀》，還有你的同胞三島先生的《金閣寺》等同有世界意義的小說里，唯有你的《深河》，是真正把與天相連的宗教，拽回到與凡俗相連的塵世。其餘，說到底，精神是屬於人類的，而產生那精神的生活和人，都多是有著信仰的生活和教徒們。

但，《深河》卻是不一樣。你讓與天相連的宗教精神，那麼恰切地降落在了「非教人」的凡世和人生。無論是相關生死的磯邊，還是總是嘲弄宗教、玩世不恭的現代日本女性美津子，或是從戰爭中活下來的木口，再或為相對單純的童話作家沼田，一切的人物與生活，都是宗教生活之外的凡塵煙火、人世糾葛、慾望貪求的煩亂和無法滿足的惱苦，除大津之外，幾乎所有的小說人物，都不屬於「教中人」。而大津，卻又是對任何宗教都持有疑問、冥頑固執於自己對神與精神理解的人。

這些人們，與其說是你借一次偶然的到印度恆河的旅行，把不同的人物集中在了一起，倒不如說是你藉機把塵世的煩惱和偏執的欲求，讓他們全都帶到恆河進行了一次宗教和精神的滌洗。做為讀者，我並不滿足於你把故事在旅行間的構置，太多的巧合，讓我一直擔心小說的精神，會在故事巧架上的坍塌。然而看完之後，就不得不敬重你——遠藤先生，你用唯你所有的巨大的愛的能力，化解了這種戲劇性的故事橋架。於是，當你把巨大的愛從與天相連的宗教，拖拽到凡間塵世的人的生存困境時，你又一次用你從未弱減的基督般的文學靈魂，去灌注了人類凡世生活的無精神的空白。

在《深河》中，單是你把宗教從天上拽回到人間、將精神灌注到被人生煩惱集擠到毫無空隙的人世凡俗這一點，《深河》就在同類的名著中，有了不同凡俗的文學之價值。於是，因為你的寫作，讓我回頭去觀望20世紀文學時，忽然再次明白了那個被我們忘記了的那個真理般的常識：

心有多大，文學就有多大；靈有多重，文學就有多重。

由此說去，20世紀文學中一切過度的主義與技術，在靈魂面前都會顯出它的輕巧和淺白。然而，無論是《沉默》，還是《深河》，又都不是純粹的無技巧的寫作。如《沉默》中，你用「薛巴斯強·洛特里哥書信」設置的第一人稱的四章前言，之後才是所謂正文目錄中起自第五章直到尾末的第三人稱的敘述。

而《深河》中，人物分頭的物語和人物集合後的分章講述，則構成了小說的「片斷式組合」結構，如同使讀者參觀畫展一般，每個片斷的人物物語，都是人物獨立的人生畫卷；而這些獨立的畫章畫卷，被組接起來，又成了彼此相連、決不或缺的整體的長卷畫廊。「回敘片斷＋前敘組合」，成為了《深河》故事講述的現代呈現。讓讀者體味了你對20世紀文學「怎樣寫」整體的把握與理解。儘管這種講述上的方法論，還不可與給20世紀文學帶來革命性變化的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和拉美文學中的傑出作家們相論同說，但你在寫作中那巨大的作家靈魂的自我呈現，卻也不是那些帶有文學革命意義的作家們，人人都有的深沉而闊大的存在。你的寫作，恰恰彌補了他們在文學革命中對人性和人的靈魂的輕慢。

尊敬的遠藤先生，關於我對《沉默》和《深河》的閱讀感悟，碎碎片片，因應日本朋友相邀所寫的字數之限，此信就只能到這兒收筆打住，余話留在後信中慢慢贅述。對小說中還有一些閱讀之憾，也會在後信中坦蕩直言。之所以願意以信論感，是緣於你生前要將此二著作裝入你死後的靈柩，所以我也相信，二作將會與你在時間中永遠同在。如此我想，當你在墳柩中回想、再讀你的《沉默》與《深河》時，也許可以聽到這遠在中國的閱讀回憶的呢喃。

閻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