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雅明的天使：說故事、憂鬱還有死亡

克利為班雅明而繪作的新天使，現藏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資料圖片）

憂鬱的天使

1921年11月，受海德堡出版商理查·魏斯巴赫之托，班雅明決心創辦一份新的文學雜誌。這時已經回到手中的《新天使》觸發了他的靈感，這位雄心勃勃的主編打算使這份文精英刊物致力於「搜集歷史殘餘並將它們奉獻給上帝」。在為以《新天使》命名的這份刊物所撰寫的宣言中，克利的畫作儘管沒有被明確提及，但「新天使」所發揮的作用已經是呼之欲出了：「可是，依據塔木德的傳說，在每一個時刻，無數群天使被不斷地創造出來，為了在上帝面前唱起他們的讚歌之後便離去，並消失在虛無之中。」班雅明出生在柏林-格林瓦爾一個歸化的猶太家庭，但他自小對猶太教和猶太思想並不怎麼熟悉，在閱讀了以反對歸化著稱的弗蘭茲·羅森茨維格的著作《救贖之星》（1921）之後，特別是與肖勒姆的結識，激發他學習猶太文化的熱情。旅居瑞士（1918-1919）期間，通過與肖勒姆的多次交談，班雅明熟悉了塔木德和中世紀猶太神秘主義思想流派——喀巴拉學說。自此，克利畫作中的新天使便與塔木德傳說中的天使形象纏繞在了一起。克利畫作中的「新天使」，曾有人說他是詩人瑪利亞·里爾克《杜諾依斯哀歌》中的天使，但細心的藝術史家卻發現，畫作中的「新天使」是以一位正在說著激烈話語的男性，這個形象實際上表現了漂浮在空中的、復活了的基督。因此，肖勒姆說，與基督教中墮落的天使（撒旦）、猶太教中不朽的至尊天使以及里爾克詩中的天使相比，班雅明顯然更熟悉也傾心於出自塔木德的那些「在上帝面前出現而又消失的天使」，在喀巴拉的經典裡，他們就像是「煤球上跳躍的火星一樣漸漸消失。」精通喀巴拉的學者肖勒姆說，「天使」在希伯文中就是傳遞資訊的「使者」；另一方面，在猶太人的習俗當中，每一個人的天使是指其隱秘的自我，他的名字甚至不為其本人所知，而被編織進了懸掛在上帝寶座前的帷幕裡。

然而，這個隱秘的自我卻曾經一度出現在班雅明的筆下。1932年7月17日，德國納粹分子襲擊了位於漢堡的阿爾托納工人區，左右派之間由此爆發了一場流血的衝突。31日，普魯士議會的選舉結果顯示了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主導地位。1933年2月27-28日，奪得實權的希特勒製造了「國會縱火案」，並在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次選舉（3月5日）中當上了德國的總理。早在1923年9月，摯友肖勒姆就移民到巴勒斯坦去了，班雅明在柏林的猶太朋友們一個個不是消失，就是被關押在集中營裡，恩斯特·布洛赫和貝陶德·布萊希特則匆匆逃離了德國。班雅明本不願意離開德國，但此時納粹控制的德國西南廣播電臺和柏林廣播公司，以及《法蘭克福報》相繼中止了與他的合作關係，這樣一來，他便在德國失去了所有的經濟來源。3月中旬，班雅明被迫永遠離開了德國，來到了巴黎，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流亡生活。4月，拖著病體的他與他的畫家朋友讓·塞爾茲夫婦一起，再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了位於地中海西部的伊比沙島旅行。自此之後，作家的筆下不斷出現了帶有濃重的憂鬱色彩的回顧性作品，這包括《1900年前後柏林的童年生活》，與《新天使》有關的兩篇題為《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Agesilaus Santander）的自傳性散文則是其中最晦澀和最神秘的文字。

1933年8年寫於伊比沙島的這兩篇散文，是由肖勒姆在1972年的時候從收藏在法蘭克福的班雅明遺稿中發現、整理出來的。在他看來，「Agesilaus Santander」中隱藏著一個「Der Angelus Satanas」即「天使-撒旦」，這實際上是由前者通過調換字母順序得來的回文形式，它以一個多餘的字母「i」被裝飾起來。肖勒姆還告訴我們，班雅明回文，筆相、星相之類的神秘遊戲有著特殊的興趣，他本人就是一位筆相學的大師。在《德國悲苦劇的起源》中，班雅明就說，回文遊戲「使詞彙、音節和聲音昂首闊步，從每一個既定的意義聯結中被解放出來，從而為寓言所利用。」在他遺留下的大量手稿中，肖勒姆發現了有一張紙，上面寫滿了類似的回文，在伊比沙島上時，塞爾茲也發覺，班雅明不時以此為消遣的方式。兩篇同題散文之間儘管有些微的不同，但其內容大體上均由三個部分組成：1、在「我」——班雅明——出生之時，父母另外給他起了一個隱名——「Agesilaus Santander」，「我」一直沒有使用過它；2、伴隨感情生活的變化，「我」的這個舊名變成了一個新名字；3、「新天使」激發了「我」的堅強和耐心，而「我」的耐心像這位天使一樣長著銳利的鉤爪，緊盯著夥伴，迅疾飛離和返回。在天使的感召下，「我」願意把一見傾心的「愛人」帶回到「我」所由來的地方。在這則虛構的寓言中，隱名的初衷是父母為預防兒子被別人一眼看出其猶太人身份而採取的措施，但事情出乎雙親所料，「我」的猶太身份被顯露了出來，而且這個隱名反倒使未能恪守猶太婚姻習俗的「我」，一個「不忠者」受到了懲罰，這不僅使「我」失去了做回自己的能力，而且顯出一種非人的面目，蛻變成為懸掛在「我」的柏林公寓牆上的那幅天使形象：克利的「新天使」頭部碩大，下身偏小，二者根本不成比例，而且其頭髮好似翻卷的薄金屬片，腳趾呈鳥類才有的蹼狀，似欲翩翩起飛的樣子。因為新天使被懸掛起來太久，「我」打斷了時刻被不斷創造出來的天使們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們要在上帝寶座面前唱起讚歌，之後離去並消失在虛無之中。因此，天使尋機對「有失體統」的「我」實施了報復，他賦予「我」這個土星星座的人所具有的那種喜歡拖延和行動遲緩的性格：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危險的迂回」之後，才把自己女性的形象送給了自己的男性形象，「儘管他們彼此並不相識，但卻是最內在的友鄰。」豈不知，這一報復性的措施反倒使「我」愈發地堅持和耐心，於是，「我」變成了一個善於等待的男人：「當這個男人遇到一個令他感到心醉的女人，他會突然間下定決心，情願傾注一生的時間躲在那看不見的暗處，一直等到體弱多病、老態龍鍾、衣衫襤褸的她被擁入懷中。」在第二稿中接下來的內容是，作為隱秘的自我，天使寄身於「我」贈予他人的禮物當中，使得站在這些禮物背後的受贈人一一閃現，而這位天使卻經受不住施贈者的誘惑，於是跟隨「空手而歸」的「我」回到身邊。然而這個長著利爪、尖嘴和剪刀一樣的翅膀（克利的「新天使」嘴部大張，雙臂微開，浮現在空中）的天使，卻「不想直接撲向（他）所注視的人（指班雅明——筆者）。他緊緊盯住他——久久地，然後突然間離開，卻又義無反顧地返回。為什麼？為了把他拖向那條走入未來的道路，他（指天使——筆者）本是循著那條道路而來的，他是如此地熟悉這條道路，以至於他根本用不著回過頭去看看路有多長，不會讓在他所選擇的人離開他的視線。」我們看到，作為對不忠者的懲罰，班雅明的舊名變成了新名：「天使-撒旦」，與塔木德中那些以歌聲來讚頌上帝恩德的天使們相比，《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中的天使增添了一種「破壞性性格」。基督教的撒旦是因違反天條而被驅趕出天堂的一個墮落天使形象，而班雅明的新天使則兼具了猶太和基督教兩種傳統，從而將讚頌與毀滅兩種性格融為了一體。

在《論普遍語言及人類語言》（1916）中，班雅明曾經說過人的精神本質是語言。人有人的語言，物有物的語言，二者的區別在於人類可以為萬物命名。上帝創造了人類，並讓人類為萬物命名，當萬物被命名之時，人類與萬物結為了一個共同體。因此，命名是純粹的語言，它揭示了人類與萬物、與上帝的關聯。至於起名，那是父母借此把自己的子女奉獻給上帝的舉動，班雅明說，人名是上帝語言最逼真的摹本，是人類語言以最深切的方式參與到上帝語言的無限性當中去的點。這樣一來，名字成了人與上帝溝通的仲介，班雅明的隱名從「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向「天使-撒旦」的更迭，實際上體現了某種為神聖的力量所規定的人的命運，反過來，人的命運通過名字的變化體現出來，後者又暗暗地與天空中某種星相對應，在同一時期撰寫的《論相似的學說》中，班雅明也表露了有關這種「抽象的相似性」的思想。此時此刻，「天使-撒旦」向以一個新名字出現的班雅明昭示著什麼樣的命運呢？他無意於征服班雅明，從而讓後者淪為一個純粹的失敗者和犧牲者，使「空手而歸」的他陷入到悲傷的情緒之中無以自拔。在第一稿中，時常更新的天使想要帶著班雅明一起「逃入」未來，即天使由來的地方，「他沒有寄希望從那裡得到什麼新的東西，只不過是想注視著他一直在注視著的那人的面龐。」那麼，緊盯班雅明而不放的新天使究竟想要從天國向他傳遞什麼資訊？在第二稿中，班雅明說：「他想要得到幸福：即爭執，它在於由時不再來的、新穎的和從來未曾經歷過的事情所帶來的陶醉，與那種由再來一次、再度擁有和再次經歷所帶來的極樂當中。」這樣一來，天使使憂鬱的班雅明立刻為一種幸福所裹挾。在此，新天使發揮了破壞性的功用：他讓一種內在的心靈時間突然停滯下來，打斷了班雅明不斷走向挫敗的人生。新天使拯救了班雅明，給他以一種徜徉在過去與未來、憧憬與懷舊之中的幸福。此刻，班雅明仿佛突然醒悟，於是他帶著剛剛邂逅的愛人一同走向那幸福的地方：「如同我一樣，當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我就把你帶向我所由來的地方。」

在《華特·班雅明及其天使》一文（1972）中，肖勒姆詳細地分析了班雅明經歷過的幾段不成功的愛情，它們使1933年春天的他瀕臨崩潰的邊緣。1929-30年，與朵拉·索菲·克爾納之間長達13年的婚姻走向了終點，隨之而來的一場爭奪財產的官司幾乎讓班雅明失去了所有的生活資料。對一位朋友的妹妹尤拉·庫恩的愛戀也無果而終。因之而與朵拉離婚的蘇聯女導演阿西亞·拉爾斯（班雅明通過她結識了布萊希特）三年之前就已經離他而去，回到了自己的國家，從此便杳無音信。現在，伊比沙島上「與世隔絕的」班雅明可以說是孓然一身，而且從巴黎出發的時候，他便開始發燒一直未好，凡此種種讓班雅明禁不住悲從中來……其實肖勒姆並不知道，班雅明此時的內心並不孤獨，他正陷入了與另一位女性的愛情當中，這個人就是年輕的荷蘭畫家、翻譯者托耶特·布勞波特·泰恩·凱特。她是由班雅明的朋友菲力克斯·內格布拉特介紹給他認識的。這一年的夏天，班雅明在伊比沙島上愛上了她。兩個人回到巴黎之後，曾經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後來班雅明還計畫到凱特及其丈夫的居住地普羅旺斯看望二人。總之，他與這位畫家之間的情人關係一直持續到了1935年。在班雅明的手稿中，人們發現有四篇書信手稿和兩首詩是專門寫給這位荷蘭女畫家的。肖勒姆錯把後者當成了一位法國女性，並且以為到《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落筆之時，這個愛情故事已經像前兩個一樣無果而終了。實際上，熱戀中的班雅明寫下的這些晦澀的文字正是獻給這位元女畫家的。這樣，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兩篇文章的結尾部分，在感傷的基調之外會呈現出一種幸福的亮色了，這段愛情似乎賦予了本來已經陷入絕望（一年之前，他曾經嘗試過自殺而未果）中的班雅明以勇氣和耐心，讓他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除了猶太人的身份，人生經歷中幾段不成功的愛情經歷也讓這位說故事的人遍體鱗傷。（資料圖片）

歷史的天使

世俗生活中的班雅明總是那麼不幸、憂鬱和悲傷，然而這不幸、憂鬱和悲傷卻同時給班雅明帶來了精神上的救贖，這正是他本人一再談論的辯證關係的例證。在班雅明的遺稿中，有一篇題《神學-政治殘篇》的論文。按照阿多諾的回憶，這是作者在1930年代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後撰寫的歷史哲學著作，而肖勒姆則認為，它出自1918-1921年之間，其神學色彩更濃。在《殘篇》中，班雅明主張，「世俗生活的秩序是按照幸福的理念來調整自己的」，但從其自身出發，世俗的歷史卻不願關聯於彌塞亞或救贖的秩序，換句話說，俗世生活對品質如舒適和安逸的追求等等，並不能夠帶來精神上的救贖。班雅明先是用一個比喻形象來說明世俗秩序與彌塞亞秩序之間的這種神秘關係：「假如一個箭頭的方向指示著世俗秩序作用的目標，另一個箭頭指示彌塞亞強度的方向，那麼自由的人們對幸福的追求自然是偏離了那個彌塞亞方向，而仿佛像一種力量經由自己的道路促進了另一條位於相反方向的道路，因此，世俗秩序也以同樣的方式促進了彌塞亞的到來。」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儘管世俗生活的不斷完善不能夠借助於因果關係，自然而然地促成天國的建立，但它卻能夠以另一種方式促進彌塞亞的降臨，在這個意義上，前者是「最輕微地接近」於天國的範疇。這種方式不是別的，正是班雅明從中世紀猶太神秘主義喀巴拉那裡借用來的辯證方式，與啟蒙運動所標榜的人類不斷走向進步的思想相反，它是「一種神秘的歷史把握方式」，其神秘性表現在班雅明對「幸福」的直接表述方式：「因此在幸福中，所有俗世的人們都在追求自身的沒落，然而只有在幸福當中，他們才能夠確定地找到沒落。但在個人的心靈當中，在其內在世界當中，直接的彌塞亞強度卻貫穿著在苦難意義上的不幸。」這裡的「幸福」已不是世俗意義上的、物質主義的幸福觀念，它已經被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苦難和不幸所「揚棄」，即被它所克服和提升到了救贖的高度。於是，從一個已經獲得這種幸福、從而獲得拯救的人的角度回望，過去的不幸、憂鬱和悲傷之類種種沒落的現象，何嘗不是通往救贖的信號呢？在聽到了彌塞亞即將降臨的消息之時，誰又不能滿懷著憧憬和懷舊之情，悲極而喜呢？

《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中天使的讚歌聲雖然被打斷了，但他所帶來的時間的停滯卻向班雅明傳遞了彌塞亞即將降臨的消息，而天使也借此完成了自身形象的轉換：站立在當下這一時刻，面向著過去，背對著未來；口中的讚歌也變成了怨歌，他成了班雅明筆下一個典形的辯證形象，這一轉變其實早在《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落筆兩三年前就完成了，在《卡爾·克勞斯》中，班雅明已經提示我們，可以把克利的畫作《新天使》理解為「與其說是通過給予人類什麼使他們得到幸福，不如說是借助從人類那裡奪走什麼，從而解放他們，它矚目於把握在毀滅的過程中保存的一種人性。」

如果這位才情橫溢的哲學家、文學家能夠挺過納粹時期的那幾年，或許我們會重新在哲學史的著作裡讀到班雅明這個偉大的名字。（資料圖片）

1939年末，班雅明從法國政府在戰爭初期關押外國人的威爾努士集中營中被營救出來，便在處處充滿著戰爭氣氛中的巴黎，投入了《歷史哲學論綱》的寫作，這篇文章由18條論綱組成，天使的形象再次出現在了第9條論綱當中：「克利有幅畫，名為《新天使》。它表現了一個天使，表面上看來，他仿佛試圖要遠離他所注視的某種東西。他兩眼圓睜，大口張開，雙翅緊繃。歷史的天使必然應當如此。他面對著過去的面貌。在一連串的事件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地方，他看到了一場唯一的災難，它將廢墟一個個堆積起來，並拋擲在自己的腳下。他希望好好停留下來，喚醒那死去的人們，並將那瓦解了的東西重新組裝起來。然而，從天堂吹來的一場風暴卻落入他的雙翅，風暴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使他再也打不開它們。這場風暴無法阻攔地將他推向未來，他背對著前者，而他眼前的廢墟堆卻直追天空。我們稱之為進步的東西，就是這場風暴。」儘管在這裡，天使漂浮在空中的姿態同《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相仿，但肖勒姆認為，班雅明的天使已經轉變成了歷史的天使。1940年4月，在給阿多諾的信中，班雅明說，「戰爭及其導致的時局促使我將一些想法訴諸筆端，可以說，這些思想20年來一直保留在我的內心，是的，它們甚至對我自己也保留了起來。」戰爭的進展將班雅明推向了絕望的境地：一方面，基於進步主義的信念，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再向法西斯政府做出妥協；另一方面，就在1939年8月，史達林的蘇聯政府同希特勒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刻，在班雅明的眼裡，歷史真的已經變成了一堆又一堆的廢墟，被拋擲在新天使腳下。人類如何獲得拯救？他的回答是，世俗的世界必須爆發一場徹底的革命，而在神學上，我們期待著彌塞亞的降臨。在他看來，需要一個塔木德傳說中的天使，把人類從進步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泥淖出拉出來，因此，這個新天使同時也必須是一個具有破壞性的天使——撒旦，就像是作家卡爾·克勞斯與遭受世俗污染的語言展開鬥爭那樣，向為法西斯主義辯護的進步主義歷史觀宣戰。在這個危機的時刻，新天使浮現在歷史的天空當中，他試圖重整破碎的山河而不能，因為一場名為「進步」的風暴已經使他無法張開雙翅。救贖只能來自彌塞亞，只有他才能使我們「躍」入未來，而這個未來也就是過去，即班雅明心目中被雅克布·巴霍芬描繪的那個原初的、無階級社會。由此看來，班雅明從來沒有放棄過一種神學追求，當世俗生活的危機再一次來臨之時，猶太神秘主義喀巴拉的「回歸」觀念便浮出了地表，根據肖勒姆的見解，後者是一種「彌塞亞性的再造和改善」。

與《阿吉西裡奧斯·桑坦德》中的天使一樣，《歷史哲學論綱》中的天使在危機時刻再次帶來了彌塞亞即將到來、人們即將獲得救贖的消息，所不同的是班雅明已將那時的個人情感體驗按照相似的原則轉換成了一種集體性的歷史體驗。在論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文章中，班雅明說這是一個人從睡夢中「醒悟」的時刻，是來自於「閱讀者、思想者、期待者和浪蕩子」的一種感覺，像超現實主義主義者一樣，班雅明曾經多次在生活面臨絕望時試圖從吸食大麻中尋找這種感覺。如果說伊比沙島上的班雅明還有那麼一段溫暖的愛情支撐著他活下去的願望，那麼在躲避納粹破害，逃往西班牙邊境的途中，班雅明則完全絕望了。1940年9月24日，法國貝當政府正式向納粹投降，第二天晚間，這個不幸的猶太思想家便最終以服用過量嗎啡的方式在布港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