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中歐大學殺校風波：學術自由與民粹主義的瓦解

法案推行之後，已經有大批學生、教職員以及民眾上街示威，不少人都手持諷刺政府與總理的橫額在遊行沿途高喊學術自由的口號。（Budapestbeacon圖片）

技術條文的威權打壓

在表面看來，匈牙利政府這次對高等教育條例的修訂相當技術性。新法案針對的是外國在匈牙利開辦大學或課程的條款，台面上的目的是要修補「漏洞」，加強對這些大學——目前連中歐大學在內在匈牙利有28所——的監管。根據新法案，首先，所有外國開辦、在匈牙利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課程，都要由匈牙利政府和該國簽訂條約（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確定。其次，所有在外國註冊認證的院校，都必需在註冊國擁有實體校園和課程，才可以在匈牙利辦學。其三，如果匈牙利的院校希望和外國院校在匈牙利國內合辦課程、或代外國院校頒發學位，則這些外國院校只能是在歐盟國家註冊的院校；而根據現行的法例，所有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都同樣合資格。最後，新法案還要求和外國院校共同頒發學位的匈牙利院校，不能有相同的名字。

這些修訂驟眼看十分技術性，而在繁複條例的包裝下，甚至容易讓人覺得不無道理。但其實它們的法律外衣都經不起仔細推敲。讓我們由最後也聽起來最奇怪的一款講起：為什麼考究起名字來？為什麼匈牙利政府會怕合作院校有相同的名字？這其實恰恰就是對中歐大學最為針對性的立法。在2004年，中歐大學和當時的匈牙利政府達成協議，讓中歐大學可以頒發匈牙利認證的學位，方式就是在匈牙利另外註冊一個名為Közép-európai Egyetem（直譯即為「中歐大學」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法人（legal entity）。當時國會也特別立法認可這和原本的中歐大學為同一實體，有相同的教職員、學生、物業等等，可為其中的10個研究院課程頒發匈牙利認證的學位。今天新法案其中「名字不能相同」條款就是向中歐大學而來。前面提到的第二和第三款也是相類似的打擊手法：在匈牙利的28 所外國／與外國院校合辦的院校中，只有中歐大學並非在歐盟內註冊、也在註冊國沒有開辦課程（但匈牙利政府憑甚麼管人家在自己國家有沒有辦課程？）。

最後，正式通過的新法案要求辦學的條約要由匈牙利政府和他國的政府簽訂，並指明如果院校來內自美國，和匈牙利政府簽條約的只能是聯邦政府。但根據美國憲法，聯邦政府根本無權管教育：為學校辦註冊和認證的權力在各洲政府，中歐大學就是在紐約州註冊的。也就是說立法從根本上令會中歐大學不能在匈牙利立足；更別說這條款把院校課程的生殺大權交給政府，而非專業的學術評審以及明確的客觀標準。這等於讓政府有權否決任何他們看不過眼的課程內容和辦學團體，是對學術自由和自主的嚴重干預，而這事實上正是新法案的真正重點。

昨日匈牙利的市中心廣場依然有大批示威者聚集，他們高喊「民主、學術自由和匈牙利」的抗議口號。（Budapestbeacon圖片）

公民社會的最後陣地

與其說是「加強規管」外資院校，這次修法的打擊對象其實只有兩個：中歐大學和它的創辦人索羅斯（George Soros）。索羅斯是著名的美藉匈牙利裔投資者，於1991 年斥資創辦中歐大學，2007年退休不再出任校董會（Board of Trustees）主席。在中歐大學以外，他更知名的是創辦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資助全球不少的非政府組織做人權倡議的工作。在中東歐國家，往往就是這些非政府組織最勇於批評政府違反人權，因此也就成了不少政府的眼中釘。在整個中東歐，尤其在匈牙利，意識形態上偏向保守、國族主義以及有排外傾向的政團，都將索羅斯渲染為人民公敵，把他塑造成資助內奸（自由派政客）、裡通外敵（美國、歐盟在布魯塞爾的政商精英、國際金融資本）、時刻準備破壞秩序顛覆民族國家。在這次修例中，雖然政府不時強調並沒有針對任何一所院校和個人，但奧班和官員都屢次將中歐大學稱為「索羅斯的大學」，又說「即使是億萬富豪都不能不守法律」，立法前的國會辯論都是集中攻擊索羅斯試圖干預匈牙利內政，將中歐大學和索羅斯綑綁再一併抹黑。

但匈牙利政府想中歐大學停辦，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歐大學已是匈牙利學術和言論自由所剩無幾的陣地。在最近幾年，Fidesz 因為掌握著國會的絕大多數，著力通過不少法例狙擊打壓傳媒和非政府組織。就在去年九月，匈牙利最大的反對派報紙Népszabadság 以經營不善為由被投資者強行關閉，就被視為同奧班施壓有關。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也不斷被政府以要求「財政透明」、不能收外國資助之名，被警察騷擾、被告上法庭、被截斷財政來源、被終止運作。中歐大學是匈牙利國內僅存的擁有充足財力又獨立於政府控制的大專院校，雖然本身沒有任何黨派政治的取向和議程（不少現任政府官員都是中歐大學的畢業生），但已是少有的異議知識份子可以自由講學、研究、發表批判Fidesz和奧班言論的空間。

奧班打擊公民社會，並不僅僅是為了令異見消音，更是希望把新生的反抗力量扼殺在萌芽階段。在2010年前曾長期執政的社會黨和自由派政黨因成誠信破產，已成過街老鼠，至今選民支持度都不足三成，對奧班來說不成威脅。真正來自自由派或左翼一面的挑戰，反而是由年輕人主導的民間無黨派力量。2014年Fidesz 政府計劃徵收網絡稅，就觸發了一次民間自發的十萬人遊行，是89年匈牙利民主化以來最大形的示威。今年年初，布達佩斯準備申辦奧運，也是民間自發的Momentum 運動抨擊奧班政府貪污，在大白象奧運場館工程亂用公帑，成功收集足夠發動公投的逾二十萬公民簽名，奧班被迫宣佈放棄申奧。公民社會正是新生代反抗力量的搖籃。而中歐大學作為財政和政治獨立的高等學府，正是獨立非政府組織被打壓得七零八落之後，公民社會還剩下的其中一個最後陣地。奧班政府對中歐大學的打擊，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用法律語言包裝的、精心計算的政治攻勢。

當年歐盟各國有關接收難民議題而召開的「都柏林會議」以“Live On Hold”為最大祈願。（資料圖片）

民粹國家主義

用深文周納的法律技術語言，來包裝用公權力對政敵的打擊，這是奧班政府的常用手法，卻不是希望衝擊自由民主制威權主義的常用技倆：威權管治者要政敵消失，根本不用等他們犯法才動手。用法律語言攻擊獨立的大學，奧班也不算是第一個。就在不久之前，俄羅斯突然要求國內最優秀的私立大學European University at Saint Petersburg停辦，理由不過是沒有足夠的健身室。實際的原因當然也是打壓國內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僅餘陣地。奧班在這裡代表的是一種新型的威權管治，或他曾有名地提倡的「非自由民主制」的真實內容，我們可以姑且稱之為「民粹國家主義」。

為什麼是「國家主義」？不少人對歐洲所謂的右翼或極右民粹的印象，往往就是排外、以族群劃界，將一切「外人」都視為敵人，要「本土優先」有等差對待。但這其實並不完全準確。仔細檢視這些右翼或極右支持者的言論，至少和原則上的「仇外」一樣常見的論述，其實正是奧班常掛在咀邊的「沒有人能夠不守法律」。譬如說，他們對難民的敵視，並不僅是因為難民來自外地、是穆斯林、是移民，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是「非法的」移民（illegal immigrant）。針對中歐大學，攻擊言論中最常見的，就是大學是在鑽法律空子（cheating）、國家立法之後，不論是否違反人權、是否合理，所有機構和人都一定要遵守。

為什麼遵守法律本身就這麼重要？他們的思路是：這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的國家，所以你就要遵守我們的法律；更嚴重的，就如歐盟提議的放寬「都柏林協定」和各國分攤接收難民配額，或如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以人權之名挑戰現有法律，就是干預了「我們的」主權。這種對「守法」的盲目追求並不就等於法治。對他們來說，法律的權威不是來自它對個人權利或自由的尊重等普遍的道德基礎，而是在於這是「我們的」法律；他們也不在乎比例原則，法律責任並不由專業的法律意見衡量和決定：無論犯的法有多輕多重，不守法的一律都是國家或人民的敵人，都是「惡」的。將法律看成國家的化身、國家看成「我們」的化身、將「我們」作為一個國家之內想像出來的集體身份的「自主」，看成我個人自主的化身，這與其說是國族主義或排外，更像是一種對國家權力崇拜和認同的國家主義思路。

而這種國家主義其實有著和民粹重疊的內在理路。甚麼是民粹？政治學者Jan-Werner Müller在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就提出，考察歐洲近年普遍被視為民粹的政治力量，他們的共通點是一種對「人民」的想像。對民粹主義和他們的支持者來說，衡量政治的惟一標準，就是它的政策是否代表「人民」的；不是順「人民」的意思的政治就是墮落的、是精英們的僭政。但不是所有共同生活的居民都是「人民」：「人民」對民粹主義者來說是一個道德想像，「人民」是勤奮的、自食其力的、奉公守法的、無權無勢的平凡人，他們在政治道德上是潔白無瑕的，所有社會秩序的崩壞、經濟下滑、風俗不淳，都是自私而虛偽的「精英」們的錯。

也同時是這班精英出於虛偽而把社會財富源源不絕送給低下階層的「懶人」，多半就是（非法的）移民。「人民」生活艱苦，是因為辛苦工作而來的財富都給這些來自上層和底層的懶人蠶食了，他們因此不是「人民」，反而是人民的敵人。於是對他們來講，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答案顯然易見，甚至根本就是常識，就是把那些人民的敵人都趕走、在他們「犯法」是恨恨懲罰他們、把他們不公平地得到的財富還給「人民」。無論是將難民說成「非法移民」，還是將索羅斯說成人民公敵、修例迫中歐大學停辦，我們不難見到，奧班都仍是乞靈於這套論述模版。

執政黨Fidesz的貪污醜聞不斷，前面提到的布達佩斯申奧被民間運動拉倒，矛頭就直指政府貪污腐敗、只會靠奧運工程來撈油水、辦奧運勞民傷財不理人民的死活，所以其在國會上經常被反對黨狙擊。（hungarytoday圖片）

學術自由的政治

Müller認為，這種民粹主義對「人民」的想像是危險的，因為它將「民主」的想像置換成一種非黑即白的政治道德：民主只有代表「人民」的意願時才可貴的，甚麼人權、程序、公共討論、權力制衡，通通都是精英阻撓「人民」的利益申張的把戲。而不服從大多數「人民」的人，並不只是少數派，更是道德上惡的、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是要消滅的敵人。但民粹國家主義自有它的土壤：如果不是大部分公民的確感覺被建制精英「拋棄」，他們的生活真的艱難而無希望，販賣精英對「人民」的「背叛」這種論述，不會引來這麼多人的共鳴。Fidesz 在2010和2014年兩次大選中都取得近三份之二的國會大多數議席，並不僅僅是奧班的民粹操作可以充份解釋。那是真實反映了大部分匈牙利人對金融海嘯前的政治徹底失望，而在Fidesz 與奧班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替代選項。

但事情正在起變化。奧班政府以絕大多數執政七年，人民的生活並不見特別有起色。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名店是愈開愈多、愈來愈多遊客，但公共醫療和基礎教育體系都逐漸崩解。民粹政治對道德純潔的政治的追求正反噬Fidesz：Fidesz的貪污醜聞不斷，尤其常被極右的反對黨Jobbik 拿來挑戰奧班的權威。前面提到的布達佩斯申奧被民間運動拉倒，矛頭就直指政府貪污腐敗、只會靠奧運工程來撈油水、辦奧運勞民傷財不理人民的死活。

這次中歐大學的反殺校運動雖然不能迫奧班撤回法案，但聲勢卻意外地浩大，正是奧班的民粹國家主義響起的又一警號。在法案付國會表決的前兩天，一些匈牙利年青學生就發起了一次聲援中歐大學、捍衛學術自由的遊行（中歐大學表明不會參與和發起任何街頭抗爭，並沒有參與其中），竟意外地有逾一萬人參加。在四月九日，匈牙利總統準備簽署新法案作實的前夕，這次遊行更有超過八萬人參與，幾乎和2014反網絡稅抗爭看齊。

中歐大學得到的國際聲援也相當觸目：幾乎所有北美和歐洲的一線名校和學術組織都有正式聲明支持中歐大學留在布達佩斯，二十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很多國際知名學者都發公開信表明反對匈牙利政府的立法。甚至連美國國務院也發出正式聲明認為新法案無理，支持中歐大學不必停辦；Fidesz所屬的歐洲議會黨團歐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也表示如果奧班拒絕撤會法案，將威脅啟動歐盟條款第七條將匈牙利逐出歐盟。中歐大學在這次打了一場出色的國際輿論戰，也展示了意外地強大的外交手腕和遊說能力。這些國外學界的支持，反過來強化了國內反抗運動的聲勢：奧班的齷齪政治手段，正使匈牙利在國際蒙羞，這也是令更多人願意走出來反對新法案、支持學術自由的原因。

迎接「後民粹」時代？

「學術自由」是抽象的價值，不是人們切身利益所在，我們一般不會預期它有多大的動員力，更別說挑戰民粹政客的權威。這次中歐大學的反殺校運動，卻帶來了一個更立體的圖像。只講價值而沒有背後支撐的遊說網絡和手腕，並不可能做到觸動人神經的動員；但價值卻又是整個抗爭動員之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人們願意站出來參與公共抗爭，並不只是為了自身利益，和民粹主義的其中一個核心成份一樣，「公益」（common good）也是人民關注的一部分。「人民」希望參與到守衛社群公益的事，不滿政客的虛偽的計算操作。在這一點上，人們上街支持中歐大學、或反對申奧，可能和他們當年支持奧班上台，在動機的結構上沒有太大分別。問題在於，這慢慢浮面和爆發出來的反抗能量，能否轉化成支持憲政、自由、民主的健康力量，不再走上民粹的歧途。這仍然是未知之數。

當然，我們也得認清這個事實：如果不是奧班和Fidesz的權威因為民粹邏輯的反噬逐漸減弱，中歐大學的反殺校運動不可能有如此聲勢。如果事情早幾年爆發，中歐大學可以爭取到的國內支持也許就沒有這麼強。反抗運動的亮麗，背後有著這七年以來，公民社會的抗爭者前仆後繼衝擊建制管治權威的血淚和功勞在。對中歐大學的民意支持背後，有著強烈的反奧班情緒，遊行時大伙叫著奧班下台的口號，叫完之後不少匈牙利人都心照不宣的微笑。Fidesz或許還可以嬴得下一次選舉，但奧班的民粹國家主義已經一再失靈，他已不再是「人民」反抗腐敗精英的必然領袖；反之，他已是新的腐敗精英。但民粹領袖權威的墜落，並不等於人民的另一個替代選項必然更好。走進「後民粹」時代，進步主義者如果不能把握這次得來不易的機會，重構對公益的健康理解、重建人民之間的價值共識，當人民再次感到被政治（精英）拋棄，那可以是一個更壞的時代的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