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盼望甚麼樣的「大愛」？ 談談墨子的「兼愛」

在公平、自由和博愛等普世價值觀之下，鼓吹「大愛」或「無歧視、無差別的愛」似乎是一種合乎情理的思想。在古代中國的思想家之中，墨子的「兼愛」似乎就是最早觸及這種想法的人

作者：韓曉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

在公平、自由和博愛等普世價值觀之下，鼓吹「大愛」或「無歧視、無差別的愛」似乎是一種合乎情理的思想。在古代中國的思想家之中，墨子的「兼愛」似乎就是最早觸及這種想法的人，不過，究竟墨子是如何思考「兼愛」呢？他又憑甚麼來決定人類需要「兼愛」呢？或者，透過論述墨子的「兼愛」，我們也可以反思現代人鼓吹「大愛」的理據。以下我們就嘗試談談墨子的「兼愛」。

墨子「兼愛」的意思

我們先解檡「兼愛」的字面意思。墨子「兼愛」的所謂「兼」，有「全部」的意思，《墨子‧經上》說：「體，分於兼也。」而《墨子‧經上說》解釋：「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古代的用語與我們的現代語法是有所差別的，這裏的「體」字並不是「全體」或「全部」的意思，《墨子》從解釋「體」來定義「兼」的意思，所謂「體」反而是「部分」的意思，更舉出具體的例子，即是二分之一或一把尺的一截。相對地說，《墨子‧經上》更指出：「體是分於兼也。」，「體」是指部分，並且是從「兼」之中分出來的，「兼」就是全部的意思。如此，墨子所說「兼愛」即是全部的愛，無差別的愛。墨子提出的「兼愛」，或全部的愛，具有深層的意義。他認為「兼愛」不應該區分親疏關係，即是別人的爸爸也要當作自己的爸爸看待，別人的兒女也要當作自己的兒女看待，在善意對待的層面來看似乎也合乎情理。然而，假如說別人的太太都可以當作自己的太太來看待，作出越軌的行動，則有點難以接受吧。難怪孟子會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是禽獸也。」不過，假如墨子的兼愛真是如此無恥，或荒謬，那麼，他又如何可能成為繼孔子的儒家之後成為先秦時期的「顯學」呢？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墨子「兼愛」的詮釋就先從文本的分析開始，《墨子》一書關於「兼愛」的說法有〈兼愛上〉、〈兼愛中〉和〈兼愛下〉三篇。

對治社會混亂之法：兼相愛

〈兼愛上〉算是一篇短小的文章，包括標點符號也只有大約七百多字。〈兼愛上〉首先提出的第一個要點是「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即是說，墨子提出「兼愛」的第一個方向是從對應於「聖人以治天下」的目的來說，即是叫君主或諸侯王等先體察政治或社會狀況混亂的根源，而墨子就提出政治或社會狀況混亂的根源在於眾人的「自利自愛」而「不相愛」，並且在〈兼愛上〉，墨子一再提出「皆起不相愛」作為社會與政局混亂的主要原因。在〈兼愛上〉墨子提出了兩個觀察來論證他的想法，他的言辯方式為「本之有者」（即以上古聖王之事為依據作出論證）與「用之有者」（即以百姓民眾的日用經驗之效用作出論證），指出所謂「亂」，即是父與子，兄與弟，君與臣，皆以自愛不愛對方，從而虧人以自利，在鄰舍與國家的關係來說，也源於只知自不愛他人，從而產生盜竊與攻伐的社會動盪現象，以此為基礎，墨子在〈兼愛上〉提出一個方向性的指導：「兼相愛」，即社會上每人皆能「兼相愛」，則「愛人若愛其身」，則天下可治。

「兼相愛」是可實行的理據

〈兼愛中〉是引伸〈兼愛上〉的論說，〈兼愛中〉包括標點符號在內約一千五百多字。〈兼愛中〉可區分成前後兩部分，前部分大致上與〈兼愛上〉論證「兼相愛」為解決治亂問題的指導方案；後部分則主要論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兼相愛」是難以實行的問題；第二個是「兼相愛」是根本不可行的問題。在〈兼愛中〉，墨子皆從一個假設的對象「今天下之君子」的說法，再以「有本之者」的言辯方式舉出上古聖王的事蹟作為論據。

先說「兼相愛」是難以實行的問題。墨子先假設「今天下之君子」說：「然，乃若兼則善矣。」即是從〈兼愛中〉前部分的論證認同「兼相愛」是一個好的解決治亂的方案，不過，卻又說：「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即是說「兼相愛」是好卻是天下間難以實行的道理。墨子則回應：天下之士認為「兼相愛」是難以實行之事，只是他們不認識「兼相愛」的好處而說難以實行，墨子更列舉出多個上古君王的事蹟來表明，實行「兼相愛」相對地是更容易的。墨子先簡單舉出一個事例，即君主要攻佔他人城池，必然要犧牲多人的性命，對天下百姓來說這比起實行「兼相愛」還更困難，即是要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換取君主的名聲或利益，絕對比較要百姓「兼相愛」困難。然後，墨子再舉出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楚靈王好士細腰，越王勾踐好士之勇等事蹟，論證只要由在上的君主有所好惡或作出要求，在下位的百姓再困難的事還是會實踐的，晉文公喜好簡陋衣服，臣下就連佩劍也不纏皮帶，著普通的羊皮衣；楚靈王喜歡臣下纖瘦，臣下就每日只食一餐，臣下們在一年之後個個都皮黃骨瘦；越王勾踐喜歡臣下勇武，就訓練部下只一聽金鼓齊鳴就向前衝，越王勾踐更試以火燒宮殿，金鼓齊鳴之下要部下直衝入宮殿內，結果死傷了一百多個部下。墨子舉出這些上古君主的例子，一來論證好些君主要臣下做的荒謬的事，其實比較「兼相愛」更困難，卻都可以實踐；二來是論證只要上有君主所好，在下的臣子也會依循。所以，在墨子看來，「兼相愛」並非難以實行。

再講「兼相愛」是根本不可行的問題。墨子同樣地先假設「今天下之君子」說：「然，乃若兼則善矣。」卻又說：「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辟若挈太山，越河也。」即是說「兼相愛」是好卻是不可能的道理，就好像舉起泰山橫越過黃河或濟水一樣，根本上不可能。墨子則回應：天下之士認為「兼相愛」是不可能，只是他們用錯了比喻，舉起泰山橫越過黃河或濟水當然地是不可能，甚至從古至今都不可能做到，但「兼相愛」卻不是，古代聖王是能做到的。之後，墨子列舉了夏禹治水利東南西北各方不同國土的人民，這就是實踐「兼相愛」的精神；又說周文王治西土的善待民眾；周武王的祭祀泰山所說的「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表明在治天下中以「兼相愛」待眾人實是可行之法。

在〈兼愛中〉的最後，墨子總結地說出「兼相愛，交相利」正是「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至此，墨子在〈兼愛中〉提出比〈兼愛上〉對「兼愛」觀念更清晰的說法。即在〈兼愛上〉墨子只是提出方向性的指導方案：「兼相愛」；在〈兼愛中〉墨子不單止引伸論證「兼相愛」的可行及可以實踐，更提出「兼相愛」的補充說法，即「交相利」。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墨子提出「兼相愛」其實是為了達至「交相利」。至於如何才能夠達至「交相利」或墨子所說的「利」意指甚麼呢，這些在〈兼愛下〉有較多的說明。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01philosubmit@gmail.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01哲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