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哲學宿舍裡的狂野年代

哲學共同體

1788年，黑格爾入學時即認識了一同搬來宿舍的荷爾德林，謝林則在1790年時入學，當時他以天才兒童身份進入杜賓根大學，14歲已經通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法文、英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與拉丁文，能讀西方與中東各種經典。而荷爾德林也擅長希臘文（曾翻譯《安蒂岡妮》（Antigone），他也帶領黑格爾深入希臘古典世界），在學生時代就已開始準備其名作《希伯利翁》（Hyperion）。德文中說起同住的室友，會說他們住在一個WG—Wohngemeinschaft，直譯就是居住共同體。黑格爾與謝林、荷爾德林不僅是居住共同體，也是精神上的共同體。他們為讀神學而來，卻產生了超越神學的精神聯繫——恩格斯曾說到宗教一詞是從religare一詞來的，本就是聯繫之意。因此，人際的任何聯繫都是宗教。這三人也可以說以其精神聯繫創立了一種哲學宗教。他跟一流的思想者與詩人同住，每日談論世界的精神，思想早已超出神學院能給予的內容，怎麼能安於未來作一個神職人員？想到他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大概就能理解，為什麼在他的第一本書《精神現象學》裏有那種提出新科學的狂放熱情。

1791年，宿舍的一些學生約好，到附近的草原種下一顆自由之樹，並呼喊著「自由萬歲！」（"Vive la liberté"），黑格爾與謝林也在其中。後來這件事傳到公爵Carl Eugen耳裡，大怒，學生想要自由，嚮往法國革命，豈不是要革這些地方貴族的命嗎？他於是親自跑去宿舍調查，領頭的學生逃了，黑格爾跟謝林倒是逃過一劫。

沒有人理解我

黑格爾對於時代變化的期待有沒有反映在他的思想上？對此，海涅（Heinrich Heine）已在其《論德國宗教與哲學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中清楚指出黑格爾的學院晦澀詞彙中富藏著革命思想。不過他的思想體系龐大，可以被詮釋為有革命的部份，也可被詮釋為國家的御用學術。因此，海涅感嘆地在該書中提及這樣的軼事：黑格爾臨終前在病床上說，「只有一個人理解我。」然而說完這句話後，他又惱怒地接著說，「不，他也不理解我。」

我們無法宣稱自己是那唯一理解他的人，但是確實可以讀到那個呼喊自由萬歲的神學院學生對於變革的期望。這種青年黑格爾的熱情影響了後來的黑格爾左派份子，也在1848年革命上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中談黑格爾的哲學革命及其限制。他寫道，法國大革命的同時，德國也醞釀著革命，但卻是以哲學革命作為政治變革的前導。法國人與官方學說、教會、國家公開鬥爭，隨時準備攻進巴士底監獄，而德國人是大學教授用哲學體系搞的革命。他嘲諷地問：「在這些教授後面，在他們的迂腐晦澀的言詞後面，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裏面竟能隱藏著革命嗎？」認為這種談革命的哲學使人混亂，例如，「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支持現存制度的人感謝黑格爾把一切神聖化，「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替警察國家、替王室司法、替書報檢查制度祝福」；但是恩格斯也指出黑格爾哲學可以被詮釋為現實尚未被實現為必然，「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固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具有發展為必然的力量，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理的，都註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麽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是應當滅亡的。」

不過恩格斯也指出，黑格爾本人並沒有這樣清楚的主張，但這是他的哲學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結論。為什麼黑格爾這麼含蓄地談變革？「因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個體系，而按照傳統的要求，哲學體系是一定要以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恩格斯批判，因此黑格爾的徹底革命的思維竟產生了極其溫和的政治結論，他嘲諷：「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歌德和黑格爾各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 」

因此可以說，黑格爾以一個德國哲學家的身份期待著變革，可是也正因為他的德國哲學家身份，使他堅持著體系與絕對真理，這種革命的哲學因而被恩格斯視為德國庸人氣味裡的茶壺風暴。可是在他的青年階段，在還沒有建立哲學體系、還沒登上奧林帕斯山的時候，在那個宿舍裡，嗜讀盧梭的學子以熾熱的眼光望向了法蘭西共和國。恩格斯即說，黑格爾一輩子都對法國大革命抱持好感。

當年黑格爾經常散步的幽深小徑，現在已經是海德堡赫赫有名的景點：哲學家之路。（資料圖片）

離開神職之路

回到時代背景看當時黑格爾的思想養成。他與他的室友三人原讀神學，雖然後來其思想並未離開宗教議題，但是神職不再是他們的職業目標，其中一人成為宮廷文人，兩人歷任貴族家教、中學及大學教授。這個發展其實也不全是個人志趣決定，還有時代變化使然。

英國二戰前的知名日爾曼學教授布魯佛特（Walter H. Bruford）曾在其名作《歌德時代的社會狀況》（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Goethezeit）中說明18世紀時德國讀大學的情形，他指出當年的大學生主要有兩種，一是出身上層家庭的子弟，到大學裡學習國家學與法學等治國之術，未來畢業後也立志成為世界的政治人才，畢業後也會到政府去實習；另一種則是來自中下階層的學生，讀的幾乎都是神學或教育，希望畢業後從事神職。這些神學院學生幾無例外來自家庭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不佳的家庭，特別是來自神職人員家庭。這些大學生很多人必須仰賴有信仰的貴族或富商的獎學金，但許多沒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待不了多久即退學。而畢業後這些學生所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往往是私人教師或拉丁文學校教師，或任職宮廷，直到他們被任命為正式神職人員止。

黑格爾與他的室友們就是典型來自神職人員家庭、依賴獎學金、憑藉其聰慧進入傳統大學學習的神學院學生，可以想像他們處在那些學習治國之術的同學裏，在那個時代氛圍裡厭惡貴族並盼望著革命的心情。

之前神學院學生們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從事神職，學校教職只是過渡，除非必要，沒有人會一直待下去。可是這種情形在18世紀末葉至19世紀初有了改變，教職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不再被認為次於神職。就在這樣的社會狀況變化中，三人離開了神學院，卻沒走入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