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孟子》含「欺君思想」 明太祖彰專制皇權推刪節版科舉教材
【01哲學編按】本文節錄自著名漢學家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名作《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譯本。在晚期中華帝國，數以百萬計的讀書人夢想着踏入省會和京城的考場禁地，明清科舉不僅是一種選官制度，更是連接晚期帝國知識、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紐帶，是官方/ 非官方、正統/ 非正統、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互動最為頻繁的交匯點之一。明清科舉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不僅體現在官員和知識精英的再生產上，也體現在數百萬科舉失敗者具有反諷意味的更大的「成功故事」上，本傑明在這部著作中就明清科舉考試制度的探究，對於進一步研究中國制度史乃至世界歷史都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本選節討論明太祖為了加強皇權，介入科舉考事內容推出刪節版《孟子節義》作教材內容，又論及明代的「道學」建構過程，如何由士人為重心轉移至皇帝角色身上。
孟子與明代科舉考試
明初，金華和江西士人特別希望洪武皇帝復興宋代的文化理想。朱元璋雖然對此表示贊成，但卻認為權力已從統治者手中旁落到他的官員和臣民身上。明代開國皇帝不能容忍他的政權合法性面臨任何公開威脅，也不能容忍他的個人權力受任何古典限制。這個曾是農民— 士兵的君主，依靠他的南方金華謀臣們來謀求政治合法性，還學會了讚賞《周禮》所說的國家主義（statist）制度和禮儀。《周禮》這一帝制時代初期以來的傳統治國原典，曾被用來支持北宋失敗的改革方案，在明初也時常被人援引。例如，朱元璋控制農村的稅收制度和戶籍登記制度，就出自《周禮》最常被人徵引的段落（locusclassicus）。 根據同樣的邏輯，皇帝還被說服，認為基於「道學」的經書正典（classical canon）最適合用作明代的科舉考試課程，就像其曾服務於元代一般。
然而，「四書」中的《孟子》激怒了朱元璋。朱元璋以往沒受過正規的古典教育，但他學得很快。「道學」奉孟子為正統思想譜系中孔子學說的繼承人。 激怒洪武皇帝的是《孟子》（這是明代鄉試和會試第一場考試的一部份）中就官員對君王的忠誠度設限的段落：「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主張君王應服務於民眾：「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朱元璋認為，這類政治言論挑戰了他的君權，而君權強調的是統治者的天賦權力。但在孟子看來，王朝的權力來自民眾。前漢（前207–8）時期，孟子的觀點引發了唯意志論（voluntarist）傾向，合法化了孔子的「素王」地位並譴責偽王。 這些對新王朝君權的威脅是朱元璋難以容忍的。在考慮是否取消科舉考試時，他下令將《孟子》從科舉考生的閱讀書目中刪除，因為書中含有「欺君思想」（lèse-majesté），損害了「四書」的正典地位。此外，他還下令祭祀孔子時不得以孟子配享，把孟子逐出孔廟所祀的聖賢、學者、忠烈之列。
大臣們試圖沖淡皇帝所開的危險先例，因為這威脅到「道學」學說。他們同意刪除《孟子》中那些令人反感的段落，但也成功捍衞了剩下的其他文本。由於1373 年停止科舉考試，這場擾攘直到1384 年才平息下來。在朱元璋成功清洗文武官僚機構中的敵人後，科舉考試開始使用刪節版的《孟子》。
朱元璋以所謂叛逆罪處決了1378–1380 年間擔任首輔的胡惟庸（1380 年卒），強化了王朝專制。此前，他還根據胡惟庸提出的叛逆指控，處死了浙江謀臣劉基。由於擔心內閣謀劃篡權之心不死，皇帝清算了官僚機構的所有行政職位，並把官僚機構中所有文武官員都置於他的控制下。1380 年的血腥清洗，在1390–1393 年間再次上演。死亡數字說法不一。據朱元璋自己的估計，大概有5 萬至7 萬人被處決。唐代（618–907），高級官員與皇帝平起平坐，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同；從宋代開始，他們站在坐着的皇帝面前；從明到清，官員則要在皇帝面前跪拜磕頭。覲見禮儀的這些變化，與明初登峰造極的皇權日益擴大的專制性質相一致。
1384 年重新恢復科舉考試時，考官們開始把心性的道德修養與皇帝而不是士人的聖賢品質聯繫起來。考官出題，經常追問考生對「心法」及其在帝國統治中的中心地位的看法。這一先例在後來滿清治下的考試文章中被原樣複製，成了歌頌滿清皇帝文化威望的口頭禪。 到了明中葉，因重建「道統」而備受人稱揚的是皇帝而不是士人，而宋元時期剛直強項的婺州／金華士人從未公開承認過皇帝的這一地位。例如，1547 年進士一甲第三名胡正蒙（1512–1566）在殿試策答中這樣寫道：「夫漢、唐、宋之諸君有其位而無其學，周、程、朱之四子有其學而無其功，此上下千數百年之間，道統之傳所以不續也。」結果是只有明初皇帝們才成功地結合了「道學」與帝國統治。金華和其他江西士人默許自己的理想遭到了背叛，否則就有殺頭之禍。
書目：《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
作者：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譯者：劉倩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由於明代皇帝選擇以程朱學說來表述自己的統治，他們就把王朝的存在理由與這種學說捆綁在一起，並使官僚機構在學校和科舉考試中致力於對這種學說進行教育宣傳。有時候，主流古典學問是分散性的（diffuse），來自更廣泛的士人圈，包括明初金華士人；有時候，它又是科舉考試課程的狹窄核心。「道學」作為一種道德哲學，為明代統治者和官員提供了為合法政治主權背書的概念、論述和信仰。至於「道學」的概念和信仰如何通過考試而成為教育實踐和述行政治（performativepolitics），最終說了算的是皇帝，以及為他代言的官僚機構，而不是地方士人。
然而，孟子的政治理想主義還是存活了下來。皇權不可能徹底消除士人異議。1385 年殿試，面對朱元璋的策問，江西士人練子寧（1350–1402）給出了一個大膽無畏的回答。洪武皇帝的策問，重在強調他在建立明王朝時如何致力於尊奉古代模式。 練子寧則大膽地把治國不善歸咎於皇帝本人。他指責皇帝製造了以古代法家思想為主導的政治氣候，結果背叛了皇帝想要付諸實踐的聖王理想。在這樣的政治旋風中，皇帝還怎能指望獲得有能力的官員呢？
「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然而報國之效，茫如摶風。⋯⋯ 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為難，成之為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 又何必忍於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練中丞金川集》，卷二，頁一下至七上。）
大膽勸諫的練子寧，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他知道皇帝將會閱讀這篇策答，於是借機表達自己的觀點，表明古典的治國之道不是統治者的專利。朱元璋處決了數以千計謀求權力和涉嫌貪腐的官員，也許他在練子寧身上聽到了一個廉潔士人的聲音，而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官員。皇帝和他的考官們不但放過了練子寧，還擢他為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修撰。不過，練子寧沒有入職，而是返鄉處理家事。後來，他與朱元璋繼位者的衝突，以江西士人被血腥屠戮而告終。
1384 年的其他考試改變，還包括繼承漢唐傳統，將法律知識和公文寫作納入考試範圍。如表1.1 所示，鄉試和會試第二場，帝國考官側重於公文寫作：漢詔、唐誥、宋表。相關詔令還延續了唐宋考生登第後表達感謝的儀式。明清兩代，狀元要帶領新科進士列隊向皇帝呈上「謝表」，這是他們作為帝國官員所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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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1.1 可以看出（01哲學編按：圖表請查閱原書），作文能力依然是明清時期精英社會地位的一個明顯標誌。聯想到後來聲名狼藉的「八股文」在「道學」中的中心地位時—八股文既是掌握「道學」內容所需的文學訓練，又是應試文體—我們即可明白「道學」對唐宋詩賦的勝利多麼的不徹底。明清考試文章明確以內容（「理」）和形式（「文」）作為衡文標準，但詩歌自始至終都是「文化人」/「文人」（man of culture）的標誌。
被稱為「判」的法律文題，常見於唐宋時期的專業考試。這種法律專業知識考試，側重於刑法的兩大領域：（1）規定性的行政法；（2）強制性的刑法。科舉考生，應展示他們對法典條文具體內容的了解程度。 明初會試引入「判語」的這一改革，體現了響應洪武皇帝倡導「實學」（practical learning）的一種有意識的努力。
如前所述，1372 年以後朱元璋取消了科舉考試，因為他認為科舉出身的官員缺乏實際鍛煉。《大明律》初編於1373年，修訂於1376 年，完成於1389 年。1381 年，朱元璋下令所有官學學生都要學習法律法規。從1384 到1643 年，明代鄉試、會試第二場都要考法律條文。這個考試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的1756 年，才取消法律試題，改考唐宋律詩。
利用「道學」，朱元璋整合了晚期帝國的科舉考試模式：（1）按照程朱道德哲學考「四書」、「五經」；（2）要求考生以古文形式寫作行政文書，並掌握王朝法典；（3）策問時務。漢代的策問和中古時期的專業考試—時間上早於經義文的出現—隨着程朱學說而復興，所有這些都是1384–1757 年間每三次一次鄉試和會試的固定特徵。
【本文獲中華書局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本文並不代並01哲學立場。】
作者簡介｜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1946年出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58年中國研究」榮休講座教授、東亞系及歷史系教授。著有《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晚期中華帝國科舉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