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2022︱丁新豹：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外籍族群在香港百年發展

【01哲學編按】今年香港書展以「歷史文化・城市書寫」作為年度主題，當中設有「文藝廊」三大專區訴說香港故事，專區之一將重點介紹香港五位歷史文化學者，他們分別是丁新豹、呂大樂、冼玉儀、葉靈鳳（1905-1975）及鄭寶鴻，大會除會展出他們珍貴手稿、物品及書籍外，亦舉辦年度主題講座系列，讓部份作家與讀者會面。（書展活動詳情見文末）

「01哲學」將會一連五日，分別選錄這五位歷史文化學者的著作，讓讀者認識他們對香港研究所作貢獻。這次選錄為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合著著作《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丁氏在這個研究項目中，探討香港有何因素持續不斷吸引外籍族群來港謀生？他們在香港發展為國際大都會的百多年間，他們扮演過甚麼角色？又與華人及其他族群——特別是作為統治者的港英政府的關係如何？對本地的華人有何影響？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是千百年來國人對外族的先入為主的看法；就香港的情況而言，丁新豹試圖為此提供答案。

02 來自鄰埠的葡萄牙人

在香港的外籍族群中，葡萄牙人是相當獨特的一個群體，在很多方面與眾不同。 其一是部份葡人在香港甫開埠便隨即遷居香港，是最早移居香港的西方人；其二是他們的人口比其他外籍族群為多（十九世紀晚期人口才被英人超越）；其三是其他外籍人士須遠渡重洋、長途跋涉來到此地，而他們卻是來自與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鄰埠澳門，還有他們也是外籍族群中最早落地生根的一群。算起來，部份家族已在香港生活了好幾代，他們在香港有自己的學校、會所、教堂和墳場。葡人對香港的貢獻也不少，天主教在香港的傳播及本地早期印刷業的發展均與葡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香港葡人的由來

葡人是最早發現繞好望角東來印度的航路的，自1557年便獲准在澳門寓居從事貿易。1 在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曾以澳門為中心建立起一個日本、中國、馬來半島、印度和葡萄牙的龐大商業網絡，壟斷了東西海上貿易，獲利甚鉅。但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荷蘭、西班牙人代之而起；未幾，英、法等國亦積極經營東方貿易。從十七世紀末，西方國家紛紛到廣州進行貿易。按照清廷規定，外商不准在廣州過冬，外籍婦女不得上廣州。故此，澳門成為外商安頓家小之地。而在當年的廣州貿易中，葡語是溝通的主要語言，2 大量葡人投身通譯工作，並在外國洋行中任職。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爆發前澳門的葡人曾有過一段繁榮日子。但香港開埠後，澳門的商業一落千丈，部份葡人有見香港發展前景好，乃舉家遷港。

小量葡人在香港開埠初年便移居香港，其後又有一波比較大的移居香港潮。在1849年葡督亞馬留（Amaral）欲效法英人強佔香港之做法，驅趕駐澳中國官員，更夷平關閘一帶之華人墳地，被華人狙擊而死，澳門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部份葡人見澳門前景不明，乃移居香港。3 據1853年的人口登記記錄，葡人有459名。4 在人口統計報告中，葡人與其他西方人是區分開來的，因為在英國人眼中，葡人是另類西方人，華民政務司布魯賢曾就此作出過解釋：「葡人與其他歐洲人有明顯區別，故應從其他歐人區分開來。香港的葡人是一個在熱帶地區定居下來並已完全適應並融入當地環境的歐洲社群。」5 1921年的人口統計表指出：「葡人操一種特別的方言，它糅合了葡語、馬來語、日本語、粵語及興都斯坦語，正反映了這個族群的來源，他們很少與其他族群通婚。」

書目：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作者：丁新豹、盧淑櫻
出版社：三聯書店

居港葡人人口之增減

1874年澳門受到特大颱風襲擊，死亡枕藉，造成嚴重破壞，引發另一波移居香港潮。根據人口統計數字，1876年香港葡人人口為1,718名，比1853年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人口中有孩童813名，幾乎是成年男女的總和，這與其他外籍族群男性遠比女性為多，而孩童數目不多的情況迥然不同。人口中男女數目相若，加上孩童特多，反映了葡人是舉家遷港的，也可能是他們在香港安頓下來，生活轉趨穩定後，便積極生育。1891年葡人人口增為2,089人，比1881年增加了11.77%，但孩童數目只有205名，明顯減少了。人口統計報告特別指出這個現象，並作出解釋：「葡人在香港就業出現困難，一些原來多由葡人擔任的職位，現在已被英國人及其他國籍人士取去，任職於歐洲人開設的洋行的葡人大為減少，因此生育亦告減少。」

1901年葡人人口為1,948名，比前有所減少，這正是生育減少所造成。人口統計報告指出：「葡人大部份來自澳門，只有10人生於葡萄牙，其中逾半是在香港出生，但只有少數人入籍英國。」1911年葡人人口有2,558人，該年的人口統計報告特別指出，葡人已婚男子比未婚男子多，而葡人中的寡婦比英國及歐洲人多兩倍。在235個葡裔家庭中，平均生3.9名孩童，每段婚姻的平均延續期是13.56年；而一般英人是1.89名及9.25年。葡人人口到1931年，也就是戰前最後一次人口統計是3,198人。

據政府記錄，葡人在十九世紀晚期主要居於中環對上的堅道、些利街、雲咸街、奧卑利街、卑利街、伊利近街、嚤囉廟街、贊善里、列拿士地台一帶，這裏距離第一及第二間天主教聖母無原罪總堂都不遠。在1910年代，因內地政局動盪不安，大量富有華人家族移居香港，造成港島中環房屋租金大漲，部份葡人家族賣去中環之物業，遷到九龍尖沙咀的柯士甸道、加連威老道、亞士厘道、諾士佛台、金巴利道一帶。1911年的人口統計顯示共有490名葡人居於九龍界限街以南地區。從1901至1906這地區的葡人人口增長了273%，可知這是葡人移居九龍的高峰期。從1930年代起港島新發展起來的住宅區，包括港島的跑馬地（黃泥涌道、景光街和山村道等）、九龍的何文田（自由道、勝利道和太平道等）及九龍塘（森麻實道和約克道等），均居住了一些葡人。

葡人與天主教

在香港早年興建的天主堂，我們不難看到葡人的身影。11 位於威靈頓街的首間天主堂在籌建時，葡人是主要的捐助者。第二代聖母無原罪大堂選址鐵崗是因為附近是葡人聚居地，它的一個雲石祭台是葡人布拉架捐獻的。在十九世紀晚期，九龍逐漸開發，不少葡人從港島遷居尖沙咀，香港教區決定在該區設一教堂。興築玫瑰堂所需的大部份資金乃來自葡人安東尼奧．高美斯（Antonio Gomes）。1925年落成的跑馬地聖瑪嘉烈教堂，它的聖龕門是葡人蘇沙（A. Sousa）捐獻的。

在192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葡人已遷往九龍居住，部份居於嘉多利山；部份遷往新開發的花園城市—九龍塘。隨着這一帶葡人增加，他們向教區建議興建一所新教堂以方便他們周日崇拜，取得首肯後便由布拉架牽頭進行籌款，聖德肋撒堂由是興建，這些教堂與葡人關係十分密切。除捐款興築教堂外，葡人還慷慨捐地給外來修會。最突出的例子，是卡斯特羅兄弟把堅道地皮捐給意大利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興建修院及學校。

香港天主教學校的開設及發展也與葡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12 葡人扶老攜幼遷居香港，他們的孩童均須上學。特別是在1860年代以後，出生率上升，適齡入學孩童日增，早年一些天主教學校的設立，與此有密切關係。無論是救主書院，還是日後的聖約瑟書院、聖心書院、聖保祿學校、喇沙書院，他們或原為葡人子弟而設，或早期的學生中有相當多的葡裔孩童，設有葡人班，直至1960年代仍有葡人子女就讀於上述學校，只是數目遠比戰前為少。

香港的葡人是一個很特別的族群，在英國人與華人缺乏溝通的十九世紀，他們扮演了華英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在年青一代華人接受了西式教育而崛起後，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便日漸減退。到了戰後，這個角色便完全消失了。在華人眼中他們是西方人，但英國人卻視他們為早已融入熱帶氣候的歐亞混種人；在政府機構，以及在歐美人士開設的大商行中，葡人的作用是輔助性的而非主導性的，社會地位比英國人及歐美人士低，但卻比華人略高。

香港的葡人一方面竭力保存本身的生活文化，又努力融入以英國人為主導的西人社會，其中一個宣示方法便是參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三兩葡人曾加入英軍參戰，還有一人捐軀。在1940年有不少葡人加入義勇軍及後備警隊，為港府效力。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有22名葡裔的義勇軍戰死沙場；有200人被俘，與英國同袍一起監禁在集中營（葡萄牙管轄的澳門因葡國宣示中立而沒有被日本侵佔）。

作為一個在亞洲居留逾五百年的族群，葡人語言及生活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今天常用的英文中有很多與東方或亞洲有關的詞彙和地名，如 sampan、typhoon、coolie、amah、Canton等，都是葡人採納了，然後英文從葡文借用的；也有如 compradore 和praya 等詞彙乃吸納自葡文。天主教在本港的傳播處處可見葡人的影子，在娛樂界，不同類別的運動，特別是足球、草地滾球及賽馬，均有出色的葡人代表，而葡澳菜饌（葡國鷄、馬介休魚、非洲鷄、葡撻等），亦早已成為香港飲食文化的一部份。

作者簡介｜丁新豹，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名譽院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古物諮詢委員會、衛奕信文物信託理事會、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委員，本港及廣東省多所博物館之名譽顧問。著作包括:《香港早期華人社會》、《四環九約：博物館藏歷史圖片精選》、《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等。
盧淑櫻，香港土生、土長，土產歷史愛好者。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興趣包括婦女及兒童歷史、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和香港史等。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本文並不代表01哲學立場。】

【活動地圖】

【書展作家分享活動詳情】
題目：我的習史之旅
講者：丁新豹博士
日期：2022年7月22日（五）
時間：下午3:00 至 下午4:30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 S42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