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達：中心缺場作為一種解構與結構的動力

自由（free），而非解脫（liberation）。解構並不設想人必須掙脫一切才是自由。自由，是一種能在灰色地帶尋找施力空間的能力。

也許，我們稱之為「事件」（event）的某個東西已經在結構的概念中發生了，無論以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他者」（the Other）或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有」（Sein; Being）為名，無須設想「事件」與結構對立，相反，「事件」寓於（Being-iin）結構之中。

任何知識與行動結構都從源初經驗出發建構概念與實踐體系，而所謂的核心，卻是最簡單也最豐富的中心，因為在語言範疇介入進行任何界定、進行任何裁切之前，源初經驗什麼都不是同時什麼都可能是。

系統的中心是整個明確結構中唯一不透光的點，在那個被稱之為「原初」（arche）或「終極目的」（telos）的地區，系統藉由關閉這個中心起點的某種不確定性而開啟一個建構知識的體系。所有知識或實踐系統，都會阻止任何想對結構核心進行替代的企圖，因為一旦變更與替換在那裡發生，代價就是一個重新的體系。

整個西方形上學的演變過程，就是一場不斷代換中心經驗的歷史。那種作為一整個體系基礎的中心，不斷被各種永恆現成在場（presence）之幻夢給延續，無論這個中心以 「本質」、「實存」、「本體」、「主體」、「上帝」…為名。這是過去兩千年西方思想歷程最常見的革命方式，但這種反叛模式既沒看見，它與它所要推翻的體系動用的是同一種思維邏輯，也不願承認，任何體系中心作為在場的不可能。

解構思想與夢的邏輯

人們用一個夢代換另一個夢，卻始終不願意識我們在做夢。也許，我們需要另一種關於夢的論述邏輯，一種關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夢的解析的另類解析。在佛洛伊德的解析中，夢總在暫緩、遲延某種完整呈現，因為夢的迴路始終避免的正是夢自身的終結。為了讓夢繼續，必須在任何讓「原初」（original）完整呈顯上面劃槓，猶如晚期海德格選擇在「存有」（Sein; Being）上面劃槓，劃槓的動作是一種「塗抹」（under erasure），而非「消去」 （delete），是一種試圖讓事物繼續繞行久久不去的必要動作，因為這個劃槓動作讓某種無可還原的「差異自身」於一再延宕中遲延了運動也持續了運動。

也許正是基於這種不可還原的延宕效果，使得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意外的穿過了個體心理分析的層次，而來到對於文明難關（aporia）的解析。因為無論對個人難題或文化困境而言，一個始終難以完全闔上的關口，恰是事物徘徊久久不去而意義生成的結構條件。

因此，如果佛洛伊德主義希望與傳統形上學思想分道而行，並且寄望潛意識的詮釋成為脫離「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掌控的另類途徑，那麼佛洛伊德主義者必須提防將潛意識定位在某種無意識的大全意識而成為另一種傳統形上學的喬裝變形。也許應該將潛意識視為一種文本的書寫方式，一種痕跡與差異的編織軌跡，其總是某種變形、轉譯後的剩餘物，一個缺場的意義儲藏庫，其意義的圓滿總是遲緩的到來，總是處在將到而未到的路途之中。就讓意義詮釋的替補與追加（supplement），成為此刻任何既成現實的一種鬆綁和清淤，在對於不在場的過去，進行召喚的同時不斷走向未來之將來的應許之地。

這種佛洛伊德的另類解析讓我們來到阿鐸（Antonin Artaud）殘酷劇場真正殘酷的地方，殘酷不在任何血肉模糊的姿態與場景，阿鐸的創作重點是殘酷而非血腥。從劇本創作到舞台演出過程中始終抗拒「元文本」或「元語言」的書寫可能性才是阿鐸真正冷酷的所在，因為阿鐸明白「被劫持的存在，在被劫持之前並不存在。」存在是一道殘影，不是作為什麼的殘影，存在即是殘影。這是阿鐸隨同晚期海德格一起穿越形上學幻夢的回眸：唯有識穿「本源即差異」，我們才擁有克服形上學的契機。

系統結構為取得（for get）明確的建制，而必須以適度的遺忘（forget）核心經驗的其它可能性作為代價，這也正是海德格何以說：任何現實秩序都需要以遺忘部分存有為條件，以及他何以說真理（aletheia; Truth）總是通過適度的遮蔽（-letheia）才得以開顯的道理所在。

如是，作為結構本源的中心，是結構經驗中主導結構同時脫離結構的陰暗地區，她弔詭的既處在結構之內，亦處在結構之外。但那些被遺忘的可能性只是被擱置而難以全然死去，一個既未在場存在過的東西最是難以死去。不被摧毀的可能性，是盤旋系統之內、之中、之外，一個或多個，一無所在卻也無所不在的古老幽靈，與系統的存續形影相生、同生同滅。

解構的兩種可能性實踐

本源的缺席，使得解構可能轉向兩種情形：

一種是悲傷的、否定的、負罪的一再呈現那種永恆失落，在這種模式中無盡的等待歸家的歷程中，解構之思轉為一種思之虔誠，在思之虔誠中，失落者知道格奧爾格（Stefan Anton George）詩句「語言缺失處，無物存有。」的精髓所在。「無物存有」，並非一無所有，而是某個未被命名、業已不在（No longer）或將到而未到（Not yet）的「無物」（No-thing）存有。這種解構模式一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大部分海德格哲學之所呈現出來的精神風貌，這種否定將自己交付給始終以「缺席」 （absence）的方式在場（presence）的存有（to be），成為一種無窮盡拆解系統，而企圖無條件「回返事物自身」（back to thing themselves）的召喚（calling）。

另一種解構可能性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積極肯定，這是一種對於生成世界的純真而歡愉的肯定，是基於某種無誤的、無真理、無本源的認知，因此無盡運轉起詮釋遊戲的肯定。這種的運作無須絕對保障的安全感，只需一種在有限條件下進行一定把握的遊戲，亦即將詮釋效果限制在對於給定的、實在的、在場的有限情境進行意義更換的那種遊戲。在這種偶然性中，這種肯定也將自己交付給「行跡」 （trace）那種不完整的確定性，一種意義在永無止境的詮釋中「播散」（dissémination）的歡愉。

如是，總存在兩種對於結構、符號與遊戲的解構遊戲。一種是希望破解（decipher）遊戲與符號秩序，而返回本源（the original）。卻在始終無法如願還鄉的流亡中，將詮釋任務的必要性當作是一種我們必須與之共存共生的缺失狀態；另一種則不再望向源頭，它肯定了遊戲並試圖超越人與人文主義、超越那個叫做人的存有，甚至超越那個任何妄想在整個形上學或存有神學的歷史中呈現某個原初本源的念頭，終止那種妄想通過某種令人心安的絕對基礎而讓一切歷程終止的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