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蕭軍六記》導演魏時煜︱歷盡劫難　蕭軍怎樣迎得光明晚年？

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由於鼓勵以武力方式推行階級鬥爭，許多知識分子因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批鬥、被迫害，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田漢、吳晗等。但歷經磨難，也有一群「在無邊黑暗中敢於相信光明」的人，其中一位便是「歷經戰爭、動亂和背叛都不會扭曲靈魂的英雄」——蕭軍。而以上這兩句引文，正出自紀錄片導演魏時煜（Dr. Louisa Wei）在《蕭軍六記》中所寫下的「導演手記」。

蕭軍，中國現當代作家，「東北作家群」的領軍人物，著有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1935）、《五月的礦山》（1954）、報告文學《側面》、《從臨汾到延安》等等。1925年，蕭軍開始軍旅生涯，擔任過見習官、軍事及武術助教等職務。蕭軍的文學創作也始於軍隊。1929年，他以「酡顏三郎」為筆名，寫出了第一篇白話小說《懦……》，憤怒地揭發了軍閥殘害士兵的暴行。1932年，蕭軍化名「三郎」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同年，蕭軍結識蕭紅，兩人次年合著小說、散文集《跋涉》，此後兩蕭便因文學和戀情長久地聯繫在一起。1940年，蕭軍第二次來到延安，在延安整風中，蕭軍剛正不阿為因寫作《野百合花》而受到批判的王實味辯護，成為唯一一個站出來為王鳴不平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蕭軍受到毒打、關押，後得到平反。恢復名譽後，他依然辛勤寫作，筆耕不輟。電影開篇介紹：

「蕭軍是中國著名左翼作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曾收穫文學巨匠魯迅和毛澤東主席的友誼，體驗過愛與心痛，但最重要的是，他在風暴中，以最大努力維繫了家人、朋友和自身的尊嚴。」

拍攝《蕭軍六記》之前，導演魏時煜已拍攝多部關於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紀錄片，包括《紅日風暴》（2009，與彭小蓮聯合導演）、《跋涉者蕭紅》、《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等。去年夏天，魏時煜導演趕在蕭軍誕辰114周年前完成了紀錄片《蕭軍六記》的製作。為什麼選擇蕭軍？他有著怎樣的人格魅力？在拍攝了胡風、蕭紅、王實味等幾位中國現代作家之後，《蕭軍六記》又有什麼不同？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導演魏時煜。

以人物還原歷史 講述時代故事

胡（記者　胡雅雯）、魏（受訪者　魏時煜）

胡：《蕭軍六記》以蕭軍在東北遼寧出生，小學、中學被學校開除後參軍開篇，以1988年6月22日蕭軍於北京逝世為結尾。為什麼您會選擇完全按照時間順序這一敘事方法，而非人物肖像式的描繪、講述蕭軍一生所經歷的革命、文學、愛情與婚姻家庭生活？

魏：對我而言，影片的拍攝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而不止是刻劃人物。因為只有讓人物回歸他所經歷的特定歷史環境與時代背景中，我們才能看到其中的因果關係。這也讓我們在時代脈絡裏重新思考一些問題，例如那個時代的男女關係以及戰亂這一歷史背景。蕭軍與蕭紅的愛情故事最為人所知，但當我們將人物置於他們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新舊交替、動盪的背景下，每個人都帶著「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裡」、不確定的心情，我們或許能夠更加理解那個時代的愛情：作為一種慰藉，讓人有勇氣生存下去。當我們今天說，我們的時代是如何如何開放，但你回頭去看，戰爭環境令一些知識分子被迫經歷了不斷遷徙的生命歷程，但卻擁有了超越地域局限的視野。這一代人離開家鄉，在中國的不同地方生活過，因此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當我去採訪他們的時候，常常已是千帆過盡、人至晚年，但可以看到他們一直到老，都有一顆童心，都仍然睜開眼睛看世界，保持著對世界的好奇。

此外，以時間順敘述他的一生，也可以填補華語紀錄片中傳記片不足的現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包括部份史料在戰爭或特定的歷史事件中被銷毀、遺失。所以，這次拍攝《蕭軍六記》，我們找來了兩位插畫師，一方面將史料不足的地方以插畫的方式呈現給觀眾；另一方面，插畫也便於以動態方式（motion picture）在影片中展現人物動作和情節。

胡：您剛剛提到，選擇以四季對應蕭軍的一生，但我註意到影片中每章節的中英文章節名並不是一一對應的。中文為：「紅」、「芬」、「友」、「家」、「春」，英文分別對應：Spring、Summer、Autumn、Winter、Spring Again。為什麼採用這種方式結構整部電影？

魏：首先，中英文並非一一對應的方式許多導演，尤其是香港導演都使用過，例如王家衛導演的《春光乍泄 Happy Together》、《花樣年華 In the Mood for Love》等等。所以，這本身不足為奇。具體到《蕭軍六記》，「紅」講述蕭軍與蕭紅的愛情，「芬」講述蕭軍與妻子王德芬的愛情於婚姻，如果簡單地將中文翻譯為英文，這對於觀眾，尤其是只能看懂英文的觀眾，幾乎毫無意義。因此，我們採用了中英文雙結構的方法，照顧到不同語言習慣的觀眾。如果是講雙語的觀眾，便可以從中理解到更豐富的層次。

胡：您如何協調影片與插畫的關係？怎麼與兩位插畫師溝通？

魏：技術上來講，繪圖軟體的工具包為設計帶來了很大便利。我通常會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向插畫師描述，或者直接拿照片給他們做參照，例如在還原老舍那一幕時，就是由照片銜接至插畫。此外，也需要協調兩位插畫師之間不同的繪畫風格。

能文能武風趣幽默 蕭軍的人格魅力

胡：影片多處引用了蕭軍的講座錄音，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蕭軍講述他得知有上海的小報污衊魯迅，他找到當時負責的馬蜂和張春橋，和人家打架，遇到巡捕時又謊稱練習摔跤，可見他的正義和機智。另一件事是蕭軍在文革時被毒打之後，他說自己「還挺樂呵的」，剛被批鬥完還出去買葡萄，還和紅衛兵開玩笑說：「你每場鬥，我每場來，絕不誤場。」可見他是一個內心十分強大、樂觀的人。

魏：蕭軍是一個身心都十分強健的人。在艱苦甚至有時沉悶的環境裏，他帶著獨有的剛強與幽默出現在那裏，顯得十分有人格魅力，可以說是能文能武。這可能也是許多女性喜愛他的原因。他也樂於講話，並享受其中的樂趣。蕭軍就像在舞臺上講棟篤笑，風趣幽默，亦給觀眾留出與之互動的空間，讓觀眾提問，而他也應答自如，毫不緊張，有時候甚至有點像小孩子。影片中所使用的都是1981年以後的錄音，更顯示出了蕭軍當時歷經各種歷史事件後的樂觀與豁達。蕭軍與毛澤東相熟，因為他是魯迅的學生，一開始與毛一起的很多時間他們都在談論魯迅。在殘酷的政治事件中，一方面人們發現蕭軍並不算特別有政治野心，很多時候都是為了保全家庭；但另一方面，蕭軍本人在殘酷的政治事件中也沒有讓步、沒有落井下石，這很難得。

我覺得其他人都是悲劇人物，但是他（蕭軍）不是。許多同時代的人都變成了各種各樣的悲劇，除了他。

胡：上述這觀點是您最初選擇拍攝蕭軍的原因嗎？

魏：其實我最早沒有打算拍蕭軍，但是在我拍攝前幾部關於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紀錄片時，蕭軍常常被提起。2003年，因拍攝胡風的紀錄片，我們採訪了作家、翻譯家賈植芳。蕭軍因為是胡風的朋友，所以採訪中被賈先生提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賈植芳後來重遇蕭軍，問：「你還記得我嗎？」蕭軍答：「當然記得，胡風分子，賈植芳！」另外，在拍攝蕭紅的時候，當然也有很多人都不免提起蕭軍。2016年，我們拍攝蕭紅時訪問了文學學者、批評家李歐梵教授和劉再復教授，在《蕭軍六記》中也加入他們對蕭軍的評價。此外，我們也採訪了魯迅先生的兒子周海嬰和其他中國作家、知識分子。這也解決了疫情期間訪問、拍攝困難的問題。

以春天比喻作結　晚年再遇最光明時代

胡：可以看到，影片的結尾您選擇回到「春」，留給觀眾一個光明的結局，為什麼選擇以這方式結束？

魏：作為導演，具體到這部以四季隱喻蕭軍一生的影片，我最終要決定是要將蕭軍的一生歸結於哪個季節。蕭軍本身是一個光明的人，他人生最後十年，一方面生活條件有保障；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文革這一最壞時代剛剛過去不久，緊接著迎來了一個風氣相對開放、光明的時代，人們對這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作家也十分關注。蕭軍當時頻頻受邀進行演講，同時代的丁玲也是，不斷被邀請參加活動。他於1988年去世，也沒有看到後來的那些政治事件，這是片子以此結尾的原因。

做影片，是要給大家帶來希望，而不是給大家帶來絕望的。這個時代已經不乏絕望的東西……

胡：您已經拍攝了多為中國作家的紀錄片，拍完蕭軍，您下一部紀錄片打算拍哪位作家？

魏：我想先把崔健的片子拍完，之後有機會我想拍攝林語堂。林精通中英文，作品中西合璧，英文小說暢銷美國，是兩次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現代作家。在我看來他至今依舊是無人能及。林語堂的人生歷程亦那麼精彩，從中國到美國，後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最終在香港辭世……

我喜歡拍紀錄片，因為當我去拍攝的時候，他們都已經是八十多歲，他們這一代呈現的姿態是非常開放的，而他們的笑容又仍是孩童般的；同時，他們經歷過最苦難、最動蕩的時代，但那個苦難的時代並沒有把他們的苦難和希望和孩童般的笑容磨滅掉。這令我從中感受到無比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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